第三十一章 政策和对策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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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他们踏上了前往那个陌生城市的旅程。实际上,三兄弟对于这次出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然而,在当前的困境中,他们只能尝试一下,抱着一线希望,哪怕只是一丝谎言。根据当时的情形分析,王力撒谎的可能性并不高。正如常言道,人在临终前的话语往往充满善意。王力之所以走上盗窃之路,是为了确保妻儿的生活有所保障。既然自己已被捕,显然无法亲自将钱交给妻儿。因此,他希望借助强子之手来实现这一愿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们心中虽有疑虑,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盼。俩兄弟相互打气,决定全力以赴。旅途中,他们不时讨论着各种可能遇到的情景,以及如何应对。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找一处简陋的旅社歇脚,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各自的想法和担忧。

到达那个陌生城市后,他们按照王力留下的线索,开始了艰难的寻找之旅。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让他们感到既新奇又有些许不适,但心中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一步步前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人情冷暖,也见识了社会的复杂多变。每一次的碰壁,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也更加谨慎。

实际上,无论现在如何思考都是徒劳的,只有亲临那座山,才能验证王力所言是否属实。经过三天颠簸的旅程,他们抵达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他们原本计划直接上山取钱后离开,但强子认为这样做有失道义,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他提议先找到王力的家人,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否则与抢劫无异。死者为大,不论事情真假,既然王力将此事托付给他们,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大怪和喜子也同意强子的看法,认为做人必须遵守规则,尤其是那些曾经或正在江湖上讨生活的人。最终,三人一致认为这样做更为妥当,毕竟钱是王力留下的,而且他们对王力家人的现状一无所知。如果擅自取钱,未免显得不讲义气。既然决定了,他们必须先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这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用现有的资金租个房子,然后寻找工作。

喜子在城市租房方面比较有经验,因为大怪和强子之前是自主创业,所以他们租住的房子无论是位置还是居住条件都相对优越。而喜子则不同,他独自一人来到城市打拼,由于资金紧张,最初是和几个同乡在城郊租住,虽然条件简陋,但房租低廉。

两人采纳了喜子的建议,决定乘车前往城郊寻找住所。这类位于城市边缘的区域,在全国各地几乎如出一辙。尽管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但房租相对低廉。租房者群体五花八门,包括怀揣淘金梦想的外来者、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自各地的创业人士,以及原本城市中的无房居民。总体而言,这里的社会结构相当复杂。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使得城市边缘的这些村庄也成了某些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地。这类地方有一个容易记住的名称——‘城中村’。

城中村的特点是人口密集、治安状况不佳,居住人员构成复杂,难以全面掌握。在那个时代,即便警察拥有超凡的能力,也难以应对如此繁忙的工作。当时的身份管理并不完善,与现今网络管理以及治安监控摄像头的普及相比,那时的取证工作要困难得多。在那样的环境下,警察能做的主要是逢年过节进行一次清理行动,主要目的是对犯罪分子形成威慑。检查暂住证是当时最常见的管理手段之一。那时暂住证的收费标准混乱且高昂,可能也是出于将不稳定因素间接驱逐出城的考虑,一个暂住证的费用通常高达数百元。许多人不愿意办理暂住证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负担,毕竟当时大多数人的月薪也仅数百元。因此,无论是守法的市民,还是无业游民,甚至是犯罪分子,大家对办理暂住证的态度出奇地一致——都选择尽量避免。

喜子和他的伙伴们在城中村穿梭,寻找合适的住处。他们发现,这里的房屋虽然简陋,但每一栋都像是一个小社会,邻里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保持着微妙的联系。有的房东是本地的老居民,靠着几栋出租屋维持生计;有的则是二房东,从原房东手中租下整栋楼,再转租给其他人,从中赚取差价。这样的租赁模式,虽然方便了租房者,但也带来了不少管理上的难题。

在城中村,房屋出租的信息通常张贴在显眼的位置,或是通过口口相传。喜子和他的伙伴们经过一番比较,最终选择了一处看起来相对整洁、价格也相对合理的住所。房东是一位中年妇女,看上去颇为精明。她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职业和来历,虽然对他们的身份并未过多怀疑,但还是按照惯例,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晚上尽量不要外出。

安顿下来后,喜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规划接下来的生活。他们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他们能否顺利找到工作,又能否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立足,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有人在躲避警察检查暂住证方面显得特别熟练,甚至令人钦佩,其技巧几乎可以媲美谍战片中的情节。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现今大不相同,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固的信任关系,不像现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猜疑心态。那个年代的人们真诚而善良,不会轻易将他人视为潜在的犯罪分子。自1983年以来,虽然偶尔有人失足,但故意犯罪的情况相对较少。如果当时暂住证的费用不是那么高昂,我相信许多人会愿意主动办理,正是这种高收费导致了好人和坏人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措施,互相掩护,使得警察难以区分良莠。

如今,暂住人口只需如实登记即可,最多收取一些工本费,这使得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因此,在那个时代,城中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警察上门检查暂住证时,家家户户都紧闭大门,房东也配合地告知警察房内无人,都是空房子。警察虽然明知房东在撒谎,却也无可奈何,毕竟不能随意闯入民宅。简而言之,只要我的房子里没人,你就无计可施。

起初,警察并未对此事深思熟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警察也有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不可能总是向上级报告这个村子没有外来人口,毕竟这话听起来难以令人信服。因此,警察开始动脑筋,思考这个问题。明明每天都有许多人进出,怎么检查时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呢?思考过后,他们向村长询问情况。村长作为一村之长,自然不会说谎。而且,村长也不依赖于房租收入,城中村的额外收入可能连省委书记都难以企及。关于这一点,媒体已经多次报道,全国上下皆有所闻。村长便向警察透露了真实情况。那时,每个村子都设有治安室,治安室的工作人员都是本村的村民。由于警力不足,警察在每次行动前都需要通知治安室的人员协助,而这些人自然会提前告知自己的亲朋好友。

就这样,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逃之夭夭了。那些没能及时得到消息的人,只能自认倒霉。事实上,办理一个暂住证需要花费数百元,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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