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瘦小，平时总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不是拿着本书，就是捏着支钢笔，努力维持着自己“文化人”的体面。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阎老师最大的爱好，不是教书育人，而是算计。他的人生信条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大到院里的公共开支，小到邻里间的一根葱一头蒜，他都得在心里用他那把无形的算盘扒拉几遍，生怕自己吃了半点亏。
自从李建国搬回这个四合院，并且展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之后，阎埠贵就一直在暗中默默地观察和盘算着。他就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狐狸，在暗处悄悄打量着闯入他领地的新猎物，评估着这猎物的价值，以及从猎物身上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和风险。
最初，当他听说李建国从部队退伍回来，工作还没着落的时候，他只是把李建国当成一个普通的后辈，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角色。毕竟，一个无父无母，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年轻人，能有什么值得他阎老师费心思的呢？
然而，当李建国亮出红星军工厂的入职通知书时，阎埠贵心中的那把算盘就开始不安分地跳动起来了。红星军工厂啊！那可是首都数一数二的大厂，军工单位，福利待遇好得没话说！能进这样的厂子，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阎埠贵立刻意识到，这个李建国，不再是他可以轻视的对象了。
紧接着，又是刘海中试图拿捏李建国，结果反被李建国用军官退伍证给镇住的事情。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四合院，自然也传到了阎埠贵的耳朵里。
“军官退伍？”阎埠贵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的小煤油灯下，就着一碟咸菜疙瘩，小口抿着二锅头。他手中的酒杯微微一顿，镜片后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闪烁着一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光芒。
他放下酒杯，习惯性地用手指在油腻的桌面上比划着，仿佛那里也有一把算盘。他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起来。
“李建国，二十三岁，军官退伍……”阎埠贵在心里默默念叨着，“能当上军官，说明这小子在部队里不是混日子的，肯定有点本事，脑子也灵光。而且，军官的退伍安置，通常都会比普通士兵要好一些。怪不得能进红星军工厂！”
他开始仔细分析李建国的情况。首先是收入。红星军工厂的工资水平，在当时的首都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刚进去的年轻工人，即便只是学徒工，基本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个月下来，少说也得有三十块往上。如果李建国是军官转业，说不定级别还能高一点，工资自然也会更高。他估摸着，李建国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在三十五到四十块之间，甚至可能更多。
这笔钱，在六十年代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要知道，他阎埠贵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小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四十几块钱。而李建国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就能拿到这么高的收入，这怎能不让阎埠贵眼热？
除了工资，还有各种票证。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煤票、工业券……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票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钱币。军工厂作为重点保障单位，这些票证的发放，肯定也会比普通单位更充足，质量也更好。
阎埠贵越想，心里越是活络。他开始盘算李建国的花销。李建国年轻，未婚，一个人生活。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妹妹在南方上大学。虽然需要给妹妹寄生活费，但一个女学生，能花多少钱？一个月顶多十块八块也就够了。剩下的钱，李建国一个人在首都，吃穿用度能有多少？他不像自己，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这小子，年轻力壮，工作又好，收入高，花销还不大，手里肯定能攒下不少钱和票！”阎埠贵在心里得出了这个结论。
一旦认定李建国是个“潜力股”，阎埠贵的心思就更加活泛了。他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从李建国身上占到点便宜。
直接开口借钱？这个风险有点大。李建国看起来不像是个好说话的，而且刚回来，彼此也不熟悉，贸然开口，容易碰钉子。
那么，让他帮忙买点紧俏货？这个似乎可行性更高一些。军工厂内部，说不定能搞到一些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好东西，比如好烟好酒，或者质量上乘的布料，甚至是自行车票、手表票之类的稀罕玩意儿。如果能通过李建国弄到这些东西，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转手倒卖一下，都能小赚一笔。
阎埠贵甚至想得更远。李建国现在年轻，以后肯定要娶媳妇，要成家。到时候，用钱的地方就多了。如果现在跟他搞好关系，以后他手头紧的时候，自己再“雪中送炭”地帮他一把，那这份人情可就大了。当然，这个“帮忙”的前提是，李建国得有值得他“投资”的价值。
阎埠贵的小算盘，在他那颗精于算计的脑袋里，打得噼啪作响。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可能性，都被他反复权衡利弊。他甚至开始在心里模拟跟李建国接触的场景，斟酌着说话的语气和措辞，力求既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至于显得太过刻意和露骨。
从那以后，阎埠贵看李建国的眼神，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以前，他看李建国，是长辈看晚辈的眼神，带着几分审视和不以为意。现在，他看李建国，则像是看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或者说，更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在打量着一头膘肥体壮的猎物，眼神中充满了莫名的“热切”和一种深藏不露的算计。
他开始有意识地在院子里跟李建国“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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