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江洲市，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和焦虑的味道。棉纺厂的大喇叭不再播放生产标兵的事迹，取而代之的是改制文件的宣读声。林卫国蹲在家属院的老槐树下，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一次性工龄买断补偿金：3000元整”。三千块钱，像个滚烫的山芋，烫得他指尖发颤。
王秀兰把钱数了三遍，每一张都在台灯下照了又照。“当家的，这钱……”她声音发颤，“得缝进枕头里，夜里睡觉都得搂着。”
林夏在里屋听见母亲的话，手里的缝纫机针“噗”地扎进手指。她正在改一条旧裤子，想拿到夜市去卖。窗外，陆远正在给梧桐巷的老人们拍照，相机快门声像断断续续的心跳。
深夜，林夏被父母的争吵声惊醒。
“建国妈说了，印刷厂最后一个临时工名额，给送礼就能成，”王秀兰的声音压得很低，却透着狠劲，“500块押金，咱们咬咬牙凑凑……”
“送什么礼！那是歪门邪道！”林卫国的声音带着怒火，“小远说了，拿这钱做服装生意，夏丫头手巧，准行！”
“陆远懂个啥！”王秀兰突然哭了出来，“他一个玩相机的，能知道过日子的难？钱捏在手里才是钱！万一生意赔了，咱们拿什么给你买药？拿什么给夏丫头攒嫁妆？”
林夏蜷缩在被子里，指甲掐进掌心。她想起陆远说的话：“夏丫头，你做的那些改良旗袍，要是摆在精品店，能卖大价钱。”可母亲的哭声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是啊，万一赔了呢？三千块，是父亲三十年的工龄，是这个家最后的救命钱。
第二天一早，王秀兰红肿着眼睛，把一沓钱塞进枕头深处，用线密密缝好。林夏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突然觉得那枕头像个沉甸甸的枷锁，锁住了所有人的希望。
陆远来的时候，林夏正在院子里晒衣服。他手里拿着一本《服装裁剪大全》，封面上画着时髦的连衣裙。“夏丫头，你看这个，”他翻开书，指着一页改良旗袍的设计图，“用你那些碎玻璃和丝线做装饰，肯定好看。”
林夏接过书，指尖触到纸页上的折痕，显然被翻过很多遍。“我妈……把钱缝枕头里了。”她低声说，不敢看陆远的眼睛。
陆远沉默了一下，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没关系，钱可以再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他的笑容很灿烂，可林夏注意到，他袖口露出的手腕上，似乎多了道新的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