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虽然没有上课，中学、大学都没有招生，但小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学校还得收进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怪事，随着小学新生一年级的进校，原来的六年级只好升为七年级，以后又升为八年级。中学生、大学生不毕业，学生在学校一会儿说停课，一会儿说复课，整日的串连游行、造反批斗，到后来就抡棒挥棍、劈刀动枪、打打杀杀个不消停。中学里读了三、四年的还不毕业，仍然留在学校，也招不进新生，小学可受不了了。新生一年级进来没地方呆是个问题，更难说的是已经有了七年级、八年级，难道还要办九年级、十年级？让孩子到胡子白还是个“小学生”？
上面也看到了这一问题。当然是从战略和全局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的，这些个年轻学生现在还留在城里、留在社会上只会惹事。于是，数百万学生立即分赴农村、边疆。学校清空了，升学又正常了。
说正常又不那么正常，积累了三届的小学毕业生，一下子要挤到初中，初中也受不了，只好淘汰掉大部分。运动前讲的是考试成绩，现在怎么办呢？简单的很，按成分来。成分高的子女基本不收，只收个别几个作为典型，像王峰能上高中就是这样的个案；运动中受过冲击的家庭就要看情况了。此时农村学校由农民领导管理着，头头从学生名册中仔细寻找，用足用好大权，将那些当初跟自己对立的以及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子女们全部划掉，剩下的报到公社里，当然没有不批准的。
苏志超的弟妹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大热天的上午，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之后，他们开了自家的后门来到了学校操场上。人多，教室里坐不下，大家搬了橙子三三二二地坐在梧桐树的树阴下，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坐在一起，瞎聊着谁能上初中，都说苏志超弟妹的成绩好，肯定能上，他们听了也乐滋滋的，等待着会议的开始。领导宣布：凡是念到名字的开学后上初中。说完，一个个的往下报名字，直到名字全部念完，就是没有苏志超弟妹俩。妹妹哭着跑回家，弟弟还懵懵懂懂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品学兼优的苏志超弟妹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只因那学校的头头跟江家是老乡，与江建民家往来比较多，听江家女人唠叨多了，知道她与苏家不睦，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把苏志超弟妹上学资格给划掉了，也算是替江家报了一箭之仇。
这些个破事，苏志超都经历了，自己上不了高中，弟妹读不了初中，与江家有着是否有关系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父亲被在运动中受冲击是有江家的一份力的，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父亲受冲击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怎么说呢，江家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与江建民是同学，也没啥矛盾，但感情上总有点扭不过来。
在高云的“蜗居”中，高云他们见苏志超愣了半天没继续说，那知道他的思绪已经跨跃了数十年，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高云忍不住问道：“照这么说，你家与江建民家是有矛盾的，那又为什么会下乡到一起的呢？”
苏志超被高云的话打断了回忆，摇了摇头，驱散了纷乱了记忆，回到了现实中，继续刚才的叙述。
江建民也下乡到窑港大队，原因其实很简单，发生在运动初期的这些事，因为他们还小，只是受大人影响二人平时不大往来，其实在他们之间并未有过什么冲突；更何况二人是下放在二个小队，平日里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至于为什么都要下到窑港大队，一来是蒋庙镇边上，离家近一点，有照顾，二来这个大队的各小队分红都比较高。说到分红，就要说一下当时的劳动核算了，就是干一天活的报酬是怎么计算的。
当时生产队是个大集体，社员出工劳动给记工分，到年底结算，当然连猪粪之类的也按重量折算成工分的，所以每家猪棚里挑出来的猪粪都是要称过的。而劳动工分则是“自报公议”。说白了，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全小队的人坐在一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自报工分是几分，一般最高工分是十分，妇女最高是八分，然后大家根据他出工出力的情况进行评议，最后由小队干部讨论确定后公布。这样社员每出工一天，就记上几分工，到年底，根据全小队的总收入（卖出去的议价粮收入、副业收入如出售的猪、西瓜等）除以全小队总工分，就得出了每一个工分值几分或几厘钱，以此乘以你全年的总工分，就是你一年的总收入，再扣去一年里分给你的粮食、稻草等实物折算成的金额，再有剩余，那就是你的分红了。实际上，大多数家庭到年底算出来是红字的，要么是劳动力少，挣的工分少；要么吃口重，粮食吃多了，要扣的钱当然也多；也有很多是平时向队里透支（借钱），都是看病住院、买油盐酱醋必须开支而借的。许多小队的分红只值四、五毛钱甚至几分钱，也就是辛辛苦苦做一天，连自己也养不活。所以孩子多、劳力少的人家一年下来还要欠生产队的钱。
相比之下，窑港大队的分红算是高的，每年都在八、九毛，好一点的小队要超过一元，是整个东方红公社分红最高的。至于他们的分红为什么比人家高，除了劳力充足，庄稼种的及时，管理措施得力外，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几年平坟填浜，开垦原蒋庙镇镇南那片荒芜的废墟，造出了不少黑田。所谓黑田，就是当初建立小队初田亩丈量时还没有的，所以不列入缴公粮的田。实际上田多了，上报的田还是原来的数量，所以亩产也高了，缴的公粮没有变，剩下的议价粮也就多了，如此小队收入也就多，自然，分红就高了。
像高云下乡的第一年就分了七十多元钱，母亲再贴了点，杨莉莉帮搞了张票子，买了块上海牌半钢手表，也算是一年的辛苦有一点收获。这年月，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小到肥皂火柴，大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城镇居民除了钞票外，最要紧的是粮票油票煤球票，而农村油票是靠粜油菜籽换取的，农民没有粮票，到饭店吃饭时需带上一袋米再贴上加工费来换。
窑港的几个小队分红都比较高，也基于这样的打算，明知苏志超也下乡在窑港大队，但江建民还是也来了，反正不在一个小队，一般情况下是碰不了面的，再说二人性格上有点相近，都是比较儒弱胆小的，所以家庭、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矛盾。相比之下，还是苏志超见江建民更怵一点：不仅身材比他高大，学历也比他高，暗暗的，苏志超总是将自己与他比，总是想方设法要超过他。
同学要走了，可以看得出，杨莉莉有点恋恋不舍，眼神有点暧昧，但怜悯、哀怨和流连的感觉是非常明显，同时还有一丝怨恨，犹如这风中的云，或走或停，忽聚忽散，让人捉摸不定。高云不敢去看她的眼睛，生怕自己的一丁点差错，会引来她失去理智的疯狂。
从走进高云的“家”一刹那起，杨莉莉就惊呆了，她无法想象高云竟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着。自己在隔壁小队也有那么一间学生房，但她从来没有住过一夜，自然不知道下乡学生日常的生活场景，这么简陋的一间房内，承载着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像樊笼一样，禁锢着理想和未来，只有艰辛、劳累和无望围绕在身边。同学们在聚会中都嘻嘻哈哈的说笑着，她有点心不在焉，其实她心里既为高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生存感到痛心，也很新奇这里的一切，虽然应合着大家的说笑吃着酒菜，脑子里不时的走神，想象着在这里和高云一起生活的场景。
送大家出来时，杨莉莉走在最后，高云知道，杨莉莉是在等他的一句话。但高云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留下”这二个字的。很清楚，只要高云一开口，就是赴汤蹈火杨莉莉也会奋不顾身的，她的脾性高云早就熟悉，这几年的交往更加深了对她的了解，不是高云胆小，是他不想。高云需要的是杨莉莉帮他跳出农门而不是其他。
背影渐小一直到看不见，走了，都走了。高云从兴奋中冷静了下来，寂静的小屋中杯盘狼藉更衬托出刚才的热闹，留下了无边的惆怅。就如一阵风、一场雨、一个雷；吹过了，下过了，响过了。除了回味中还有点甘甜，更多的只是增添了愁怀，生活又回归到原有的轨道。
这些年中，高云每日参加队里的劳动，渐渐地炼出了一身力气，也学会了一些干活中取巧的法子，不再像刚下乡时只凭蛮力。这期间，除了跟玉林逮蛇捉蟹钓黄蟮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大队部和大队边上的学校里。
高云也想不到怎么会和苏志超的关系会特别热络起来了，也许在平时日子里，下乡学生中就他一人在小队里，比较寂寞，相比之下还是和苏志超毕竟“同居”过较长时间，多少有点感情；也许是因为林志英在郦玉林的“关怀”下，不再对高云那么热情了；也许是因为大队部有电话、有报纸，消息来得可以快些；也许是因为上次“双抢”时与苏志超一起出简报而留下好感。总之，高云去学校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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