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下乡不久，农村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就来到了。夏收夏种就是收割大麦、小麦、大豆油菜种早稻。天蒙蒙亮，高音喇叭就会响起，高云在睡眼朦胧中起来烧饭。太阳还没露头，小队长出工的哨声像催命似的一声紧一声的响。男人的活都是挑担，挑了油菜挑麦子，挑了猪粪挑稻秧，相比之下，最难挑的麦子。高云第一天挑麦子就闹了个大笑话。麦秆很滑，装担的时候几捆麦子怎么也捆不到一起，勉强装好了，走不了几步麦担就会散掉，麦粒撒了一地。惹得队长直骂城里人不知种田人的辛苦，是“浪费粮食”。高云站在散落一地的麦子前，很是尴尬，竟有点脸红。是不是挑秧要好一点？说是也不是，挑上湿漉漉的秧苗，赤脚走在滑溜溜的田埂上，稍不留神就会摔倒，几次一摔，整个人就像泥猴似的，惹得种田的姑娘大嫂一阵阵肆无忌惮的哄笑。
“到底是白脚杆，城里人，连田埂都走不牢，真笑死人了”，“你看他只挑了格几只秧，连个娘娘们也不如”，“看伊生来蛮扎墩，也没有三斤力气”。高云听着有点刺耳，但也知道，那些女人倒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嘲讽他，只是对那个学生下乡的政策有些不满，本来自己饭碗里的粮食就不多，学生一来，又从中给剜去一点。虽说大多数学生是能自食其力的，但政策规定必须给他们照顾，活干得少、干得轻，但工分要比做同样活的农民高得多。但这也没办法呀，上面规定的，就算他们不干活，也得养着，“破坏学生青年下乡”可是个大罪过，这是谁也担当不起的，所以只能耍耍嘴皮子发泄一下。
高云在这些冷言冷语中开始了自己的磨练。不过也有待他不错的，像隔壁老农民邻居家的林志英就从未说过他什么，反而还相当的帮他，也许是出于邻居的关系，也许是她与人为善的本性吧。那天，小队长关照高云，队里分给了他二分自留地，在“新开河”边上。高云不知道那地方也根本不会摆弄种地，只得向林志英请教。
中午吃过饭后，林志英带他去了地头。“新开河”是现在的名称，是几年前县里重点挖掘的排涝入海通道。如果你从空中俯视，江南水乡真的名不虚传，纵横交错的水道把陆地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孤岛，所以历来怕涝不怕旱（不过就是发生水灾，也只是在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河水漫到田里，影响产量；对这里一年有二熟、三熟的农业，有影响但不会造成全年绝收）。高云的自留地就是开河时挖出来的泥堆成的，所以就在河边。原来是了队里当时特意留出来给那女学生的自留地，平时一直荒芜在那。队里和社员都有想法，觉得撂荒在那可惜，人多地少嘛，一分一厘的地都很金贵，那么一块足有二分大的地就长着荒草，真的很可惜，但任谁都不敢去碰。几年来，听到的、看到的多了，大家也学乖了，知道了什么是是高压线，谁都不敢去触这个霉头。这次高云来了正好派上用场。为这事，生产队的领导掂量再三，又向大队领导作了请示，大队领导也慎重的研究过，觉得好像没啥大问题，这才同意给了高云。领导觉得，学生之间相互调剂一下，应该不算违反学生政策。至于那女学生还不知猴年马月会再来，就算来了，来了后再作安排也不迟。
二人带了农具到了地头，沿河一溜茂密的蔬菜，都是社员的自留地，中间夹着这块长满杂草的荒地，格外引人注目。林志英带着高云从割草、翻地起垄做起，一个中午的时间，才算整理完。回来的路上，林志英让高云拿出几毛钱，要代他到其他农户家买番薯苗。第二个中午，又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二人起垄、种苗、浇水、遮阴，林志英一样样手把手的教他。种完了几垄红薯后，林志英又从自家的菜地里拔来菜秧，拿出带来毛豆种子，给剩下的空地上也种上了。
高云本想地上全种上蔬菜的，见种了半地红薯，有些不解的问：“种那么多的红薯干吗？”林志英笑笑说：“你城里人就不懂了，那红薯生的、熟的都可吃，既当粮又做菜，可是我们农民半年的口粮，往后你就知道了，你分到的粮肯定不够吃，没这红薯你饿肚子啊？再说，这地是‘香灰泥’的，种红薯是最好的，种出来的红薯外皮光洁，里边结实，吃口很糯、很香，比其它地里种出来的红薯都好吃。”
高云不知道什么叫“香灰泥”，其实那是开河时从地深处挖出来生土，晒干后手一捏成粉末状，像香灰那样的细腻，但没肥力，需要勤施肥才行。
青菜、红薯活了，毛豆长出来了，就需要施肥了。说说简单，可肥料呢？这粪水要凭票到小队的粪窖里去挑，这又是个高云在城里没见过的新鲜事。在这方面，陈亚东觉得真的比上海要好。每天起床后只要把马桶拎到门外，队里自有人会倒好、洗好。而在上海，陈亚东是每天起来后自己拎着马桶，从楼上拎到弄堂里的公共厕所倒掉再洗好，这活，在大城市里如上海、杭州，都是男人做的，因为这活需要力气。刚从父亲手里接过这活，陈亚东还有点不好意思，还有一次曾从楼上一步踏空摔了下来，结果一马桶的大粪全浇在自己身上。
其实农民也不愿意这样做，队里倒马桶的人很马虎，洗得不干净，自己还得洗过，是“一番生活二番做”，但这是规定，大粪必须归公。后来高云才知道原因，原来因为化肥少，种田主要靠的是农家肥，所以大粪就成了“紧俏物资”。苏志超的家在蒋庙镇上，常见到上海大粪船到，头里由一条机船拖着，一溜十条、八条的大船，停在镇边上，四乡八里的农民摇着小船来装大粪，那几天里，整个小镇不但热闹非凡，而且是臭气熏天。
装大粪的都是几十吨的大木船，一条船就是一家人。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这船上的人比岸上的人更“横”，男的是这样，女的也是如此。苏志超曾经看到过，一伙农民摇了只五吨小船靠在大船上装粪时，不知什么事，与大船上的吵了起来。几个农民爬上大船，口中骂着粗话“操你妈的”，大船上的女人也不示弱，拿出剪刀拉住说粗话的农民的裤子，叫他拿出来要给剪了，把这人吓得从大船上跳了到河里。
当然，粪便归公，用作肥料仅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送瘟神”。解放前，江南水乡血吸虫病流行，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一大杀手。得病的人骨瘦如柴，腹大如鼓，浑身无力，到了晚期就会不治而亡。这血吸虫的成虫生活在人脾脏里，产的卵随人的粪便进入河中孵化，幼虫寄生在钉螺里，人赤脚下到水里时钻入人体。如此循环，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因得此病而丧失劳动力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瘟疫流行，好好的江南水乡，“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许多人家成了绝户，许多村庄成了荒地。地多人少，于是一批批的难民从苏北南下，一拨拨“上八府”（金、忂、温、台、甬、绍、丽、舟）的山民迁居北上，尤以绍兴、萧山居多，所以到解放时，平海县一带的人口中外地人已经占了很大份额，其中犹以绍兴、江苏人为多。
解放后，政府下决心要消灭血吸虫病。已得病的分批进行治疗，吃的药也怪得很，要用麻油作引子，以至于很多人日后都不敢碰麻油，甚至闻到麻油味就呕吐。当然要消灭血吸虫病主要的还是要以预防为主。所以切断血吸虫的生存链尤显重要。采用的最简单和原始的办法，就是杀死虫卵和消灭幼虫的寄生体——钉螺。因此，采取的措施就是将粪便集中倒入三隔式水泥池中，利用粪便自然发酵的温度杀死虫卵；同时，针对钉螺生活在河边水位上下的特性，在冬季水位低、也正农闲的时候沿河修筑“灭螺带”，就是清除杂草，把水位线上的泥土扒平夯实，形成一条泥路并上撒上药物或石灰，让钉螺脱离水源而死亡，这就是所谓的“灭螺带”。另外，从生产队到大队、公社等各级政府都成立专业的灭螺队，沿河巡查钉螺，督促灭螺。
全民灭螺，消耗了极大的人力、财力，但效果明显。经此一役，江南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送走了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数千年的“瘟神”。此消息一传出，真是振奋人心。
所以，此时农民的大粪都集中到了小队里，各家自留地里要用肥料得凭小队里发的“粪票”才可以。林志英是生产队管“发货”的，高云头次给自己的菜地施肥，林志英给他特别照顾，二个粪桶都给装得满满的。林志英是好意，却苦了高云。他挑着这担满出满进的粪桶，一路过沟跨缺，挑到地头，只乘下了大半桶，其余部分，除了一路上洒掉的，高云身上也沾了不少“光”。
其实挑担是很有讲究也很有学问的，不是光有力气就成的。这里农民的扁挑有三种：直接用老毛竹削，是用来挑份量重的东西，这扁担挑着东西压肩，没弹性；常用的是用毛竹中间部分做的扁担，再在中间加一根毛竹梢，这扁担弹性足，走起路来“吱嘎吱嘎”的响；再一种是木扁担，很长，用来挑稻、麦这种秸杆长的作物。高云用的是配发给的扁担，就是直接用老毛竹削的那种，挑着二桶粪，硬帮帮的借不了力，再加上高云本来还不会挑担，粪水装得又满，不洒出来才怪了，也是林志英好心办了件坏事。
天还冷得很尤其是早晨，赤脚下田时高云常感到简直凉到心里；半晌，太阳一出又热的要命，每天泥里来，水里去，肩膀红肿，一碰就痛的要命，一收工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胡乱的搞点饭吃就算是一顿，没有菜就倒点酱油，反正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只要是能吃的就能吞下肚，好几次收工后没有冷饭吃，人又精疲力竭了，躺在铺上一动也不想动先睡上一觉，半夜饿醒了,也不敢摸黑下河淘米，就抓上一把米在煤油炉上烧，人饿急了，没淘过的米烧出来的饭也挺香。
好不容易收好了春花，种好了早稻，队长一看，田间管理又要忙开了：捻河泥，削草皮，耘稻、施肥、打农药，越做活越多，反正也做不完的。就狠了一下心，宣布放假一天，让大家也稍歇息。高云和陈亚东一个不想回家，一个家太远回不了，于是就跟着苏志超到集镇上去玩。高云、陈亚东跟着苏志超花了十来分钟，就在镇上溜达了一圈，大片的废墟堆满了碎砖烂瓦，其中许多已被开垦出来成了菜地，断壁残垣夹杂期间，感到也没啥新鲜感。于是就到苏志超家坐了会，喝了会茶，叨劳了一顿便饭，又一起上路回小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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