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场针对沈莫的内部调查，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
然而，调查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这起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据确凿”——有张楚岚这个“目击证人”的“确凿证词”，有沈莫“恰好”出现在女浴室门口这个“敏感地点”的“既成事实”，还有冯宝宝这个“受害者”的存在。
但是，真正能够作为直接证据的东西，却几乎没有。
女浴室的窗户完好无损，并没有被撬动或者打开的痕迹。
浴室周围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沈莫进行过偷窥的工具或者物品。
监控录像因为角度问题，只拍到了沈莫走向浴室方向的画面，以及之后徐三、徐四等人赶到的情景，并没有拍到张楚岚所描述的沈莫在窗边“探头探脑”、“试图拨弄窗户”的关键行为。
换句话说，除了张楚岚这个唯一的“目击证人”的口供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直接的、客观的证据能够证明沈莫确实进行了偷窥行为。
而沈莫本人，则自始至终都坚决否认指控，反复强调自己是无辜的，是去杂物间取文件路过此地，并且以自己是瞎子为由，力证自己没有偷窥的动机和能力。
调查小组对沈莫所说的“去杂物间取文件”一事也进行了核实。
确实，沈莫早上是领用了一份文件，并且按照规定应该在下班前归还。
杂物间的位置也确实在他被“发现”的路径上。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在去杂物间的途中，临时起意进行偷窥的可能性。
在当时那种混乱和充满指责的情况下，沈莫这个听起来有些“巧合”的解释，并没有得到调查人员的充分信任。
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张楚岚的“目击证词”，毕竟，张楚岚是“主动报案人”，而且他的描述听起来“合情合理”，充满了“细节”。
因此，在初步的调查报告中，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目击证人”张楚岚的证词清晰且指向明确，而被调查人沈莫虽然坚决否认，但无法合理解释自己为何会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女浴室附近，其行为确实存在重大可疑之处。
综合判断，沈莫被认定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这份初步调查报告，虽然没有直接给沈莫定罪，但“重大作案嫌疑”这几个字，已经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了沈莫的身上，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知道，自己在这家公司的前途，恐怕已经彻底完了。
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这种被冤枉、被污蔑的耻辱，将可能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
在后续的补充调查阶段，张楚岚为了彻底坐实沈莫的“罪行”，以免夜长梦多，万一事情出现反复，最终牵连到自己这个真正的始作俑者，他开始进一步地添油加醋，编造更多的“细节”和“证据”。
他深知，“瞎子偷窥”这个点，始终是沈莫辩解的核心，也是整个事件中最大的逻辑疑点。
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沈莫翻案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
于是，张楚岚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才能让“瞎子偷窥”这件事听起来更加“可信”。
在一次接受调查小组的补充问询时，张楚岚装作一副经过深思熟虑、努力回忆的样子，然后“恍然大悟”般地说道：“调查员同志，我突然想起一些事情，可能对案情有帮助！”
调查人员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张楚岚便开始了他的“表演”：“其实，我之前就觉得沈莫这个人有些……嗯，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不对劲！”他故意压低了声音，营造出一种神秘兮兮的氛围。
“哦？怎么个不对劲法？”调查人员追问道。
“就是……”张楚岚皱着眉头，似乎在努力组织语言，“他虽然眼睛看不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我总感觉，他好像总能‘感知’到一些我们正常人无法察觉的事情。
就比如说吧，有时候我们一起走路，地上明明有个小坑或者有个石子，我们正常人可能不注意都会被绊一下，但他却总能准确地避开，好像他能‘看’到一样！”
“还有，有时候我们在背后小声议论什么事情，明明离他还有段距离，而且声音也很小，但他好像总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有好几次，我都发现他会突然朝我们这边‘看’过来，虽然他眼睛没焦点，但我能感觉到，他好像在听！”
张楚岚越说越起劲，他开始将沈莫平时因为“心眼”异能而表现出的一些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进行歪曲和夸大，并巧妙地将这些行为与“偷窥”联系起来。
他甚至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推测”：“所以，我在想，沈莫他……他会不会拥有某种特殊的‘感知型’的异能？就是那种，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精神力啊，或者什么特殊的感应啊，能够穿透障碍物，‘看’到一些……一些不想干的事情？”
这番“推测”，听起来虽然有些玄乎，但在“哪都通”这样一个本就与“异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里，却并非完全不可能。
调查小组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拥有各种奇特能力的异人。
而且，张楚岚的这番“推测”，与沈莫平时的行为举止——比如眼盲但行动自如，对周围环境感知敏锐等等——隐约之间竟然能够对应起来！
这一下，张楚岚的伪证，听起来就更加具有“可信度”了！
它不仅“解释”了沈莫为什么会出现在女浴室外（因为他有特殊感知能力，知道里面有人），更重要的是，它为“瞎子偷窥”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沈莫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他那不为人知的“特殊感知异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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