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这条罪状常被别有用心者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由于难以找到确凿证据，此罪状的成立与否往往取决于主观判断。
刘令誉对曹文诏的诬告，或许是因为曹文诏最近立下大功，引起了刘令誉的嫉妒，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之间早有宿怨。
然而，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朱由检相信了刘令誉的话，将曹文诏从临洮总兵调任为大同总兵。尽管朱由检并未降曹文诏的职，这一调动却使曹文诏远离了权力核心。
起义军得知曹文诏被调离，欣喜若狂，认为自己迎来了转机，立即组织突围。
可惜，起义军高兴得太早了。尽管曹文诏离开了，明军中还有左良玉、汤九州等勇猛将领。起义军突围两个月，始终未能成功。
在绝望之际，流寇首领们想到了唯一的出路——投降。投降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技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选择合适的投降对象。
若想向洪承畴、曹文诏这样的勇猛将领投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起义军的反复无常了如指掌，无论起义军如何巧言令色，都不会得到信任。
事实上，起义军在选择投降对象上显示出了他们的洞察力，他们选择了明军中的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
或许有人会好奇，为何起义军不向那些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将领投降，而偏偏选择了杨进朝、王朴、卢九德和常道立这些看似平庸的将领呢？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仔细思考便知，左良玉、汤九州、卢象升等将领与起义军交锋多次，深知其反复无常的手段，因此不会轻易上当。
而杨进朝、王朴、卢九德和常道立则不同，他们一直身处京城，未曾与起义军正面交锋，因此更容易被起义军蒙蔽。
起义军也明白，尽管杨进朝、王朴、卢九德和常道立可能不够精明，但绝非愚笨。投降的风险极大，若不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他们绝不会接受起义军的投降。
有人或许会问，杨进朝、王朴、卢九德和常道立这些人在京城见多识广，什么样的珍宝没见过？
起义军出身农民、役卒，贫穷至极，他们又如何能拿出足以打动杨进朝、王朴、卢九德和常道立的宝物呢？
读者们，你们可能只了解了事情的一部分，而没有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真相。起义军在成为起义军之前，生活贫困，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然而，自从他们投身起义军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开始四处掠夺，无恶不作，掠夺的财物堆积如山，甚至可以用“富得流油”来形容。他们的生活品质甚至超过了大明政府的公务员。
既然起义军决定通过贿赂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来促成投降事宜，接下来他们自然要筹集资金。势力较小的首领出资较少，势力较大的首领则出资较多，这是一种公平合理的方法，首领们自然欣然接受。
很快，流寇们便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派遣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前往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属河北省）向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行贿。这四位官员收了钱后，也确实履行了承诺，表示愿意接受起义军的投降。与那些收了钱却办事不力的人相比，他们显得更为光明磊落。
十一月十八日，被明军围困的起义军正式派出代表，与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会面，商讨投降的具体事宜。
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被围困的起义军在十天内全部放下武器，以示投降。
否则，明军将对起义军发起攻击，直至彻底消灭这股势力。
起义军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条件，显示出他们的明智。
然而，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的决定却显得愚蠢，他们未能理解“迟则生变”的简单道理。
被围困的起义军注意到了一个自然现象，即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的黄河河面已经结冰，且冰层相当厚实。
这使得人们甚至可以在河面上驾驶坦克、卡车。尽管如此，起义军要想渡过黄河，仍需解决许多问题，比如准备过河用的鞋子等。
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给予的十天期限恰好为起义军提供了所需的时间。实际上，起义军并不需要十天，六天就足够了，但杨进朝等人的慷慨让起义军不得不勉强接受。
十一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完成了渡河的准备工作，他们冲破了明军的包围圈，在龙阳、长泉附近的渑池一带，通过马蹄窝、野猪鼻的黄河河段成功渡河，击败了由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率领的明军，彻底摆脱了追击。史书上将这一重大事件称为“渑池渡”。
崇祯皇帝得知十几万流寇在明军眼皮底下逃脱的消息后，气得头晕目眩，立即命令锦衣卫前往河南逮捕杨进朝、王朴、卢九德以及常道立这四位同意接受流寇投降的官员。
这四位官员恐怕连终身监禁都难以幸免，极有可能会被押赴刑场斩首。唉，这四位贪财的官员最终不仅未能获得财物，反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这真是对他们莫大的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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