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县府内部，那些正规考试出身的人不仅地位更高，而且更有潜力，对其他边缘群体有着天然的优越感。
再加上学历更高的知县也看不起低一级的同事，这种等级制度无形中助长了贪污腐败的行为。
除了官方人员之外，县衙中还有很多非编制员工，例如文书员、保安、狱警等。
他们没有固定的官衔也不属于中央财政开支，全部开支由地方政府承担。
而这些人命运同样掌握在县政府，尤其是县令手中。
并且这些职员内部也有自己一套评价体系：会读书写字的人往往瞧不起只会用拳头说话的同僚们。
因为后者及其后代无法通过科举实现阶层上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临时工或者打杂人员活跃于此。
这样一来，每天县府内外忙碌不已。
像上元县这样拥有近十万居民的地方政府机关至少有一百多工作人员参与日常管理。
只不过洪武年间的具体情况还要特殊些。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现在的皇上对官员非常严厉，使得很多读书人其实并不愿意出来当官。
即便有愿意出来的，也在几大案子里死了不少。
尽管现在只是洪武十五年，四大案里只发生了胡惟庸案和空印案，但这两起案子被处决的官员数目也相当惊人。
尤其是空印案，几乎是连带着整个地方的官员都被波及到了。
因此，明廷下属的一千四百多个县里，基本上每个县都有官职空着没有人坐。
上元县也不例外。
叶蕴尘在这里干了快半年，朝廷还是没派人来填补该县副手、主簿还有县学老师的缺。
不只是官位缺人，各县里帮忙处理事务的小吏数量比起以前至少减少了一半还多。
一方面是因为皇上特别厌恶这类小吏，偶尔就会杀几个示众；另一面也是由于中央严格管控的结果，下面的政府不敢留太多应该交上去的钱财物资，更不要说再从百姓身上榨取什么油水了。
没了经济来源，自然养不起更多工作人员。
然而上元县情况却有所不同。
叶蕴尘大胆征收商业税，虽然冒着极大风险，但这让这里的财政状况远远优于其他地区。
既然有了更多的钱，自然可以雇佣更多的人帮自己干活。
要不然光靠自己一人打理这么大一个县的事儿，不得累趴下了吗？
叶蕴尘可没有为朱家献身的想法。
所以此时才刚天亮，上元县的大衙门口就挤满了人，跟市场开张一样热闹。
中华的历史悠久，是地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各种多样的治理制度。
比如夏朝以前采用的是禅让制，从国家的领导到部落的老者，都使用这种方法选人。
到了夏商时代，则是从大公无私慢慢过渡到了家族统治，这就是世袭制。
西周到春秋战国，则实行分封制。
等到始皇帝统一后，在地方推行郡县管理方式，在中央实施三公九卿结构。
汉朝遵循秦朝模式，因此东西两汉时期依旧保持前朝体制。
三国两晋至南北朝，因为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世家豪族开始取代皇权掌握地方甚至中央的权力。为了确保自家权益延续，在这时期一种新的官员选拔系统出现了。
这就是九品中正体系。
通过该体系，仅限于贵族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为官。
平民百姓只能老老实实过一生。
但随着隋朝终结这段混乱期，反历史趋势的九品中正被抛弃了。
新确立的是三省六部的组织架构。
而选拔人才的方法变成了科举考试。
这项制度从隋唐一直维持到宋朝。
蒙古建立王朝后创立行省制度。
洪武大帝恢复了之前的情况，保留了行省安排，但在核心则采用了隋唐时代的结构。
然而，因为胡惟庸案爆发。
这个丞相不但贪婪成性，还暗中图谋不轨。
朱元璋一开始冷眼旁观，之后果断采取行动处理。
利用这一案件为契机，他取消了自古以来的丞相职位。
废除三个主要部门（即原来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改为各部直接听命于皇帝。
全国上下的行政体系大致相同。
像上元县这样也有‘类似六部’的存在。
当然名称不同。
例如在县府里称为‘吏房’的位置，专门管理县里的文书人员，作用相当于朝廷的吏部。
还有‘刑房’，则是专门处理本县大小事务，类似于更高一级政府的刑部功能。
众所周知，朱元璋非常勤奋工作狂，规定京城所有官员早晨都要参加早朝。
至于各地官员，他也同样没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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