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叹了口气，说道：“振华，我知道你说得对。
只是只是看到家喜那个样子，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
毕竟，她是我妹妹。”
李振华拍了拍她的手，安慰道：“我明白你的心情。
以后如果家喜真的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们再酌情帮她一把。
但现在，我们还是先管好我们自己的小家，照顾好你和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
何家丽点点头，不再私下接济何家喜了。
何家三妹何家文，在淀粉厂工作一段时间后，渐渐适应了工厂的生活。
厂里的年轻人多，也比较活跃，时常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比如唱歌比赛、舞蹈表演、体育竞赛等等。
在一次厂际篮球友谊赛上，何家文作为淀粉厂的啦啦队员，去给本厂的篮球队加油助威。
在比赛中，她认识了对方球队一个叫做陈卫国的青年工人。
陈卫国是淮城机床厂的工人，比何家文大三岁，长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看起来非常阳光和健康。
他球打得非常好，在场上左冲右突，投篮精准，是球队的主力得分手。
比赛结束后，两厂的年轻人还一起搞了个小型的联欢活动。
陈卫国为人正直开朗，性格也比较幽默风趣，很快就和何家文聊到了一起。
两人在几次接触后，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开始有了朦胧的情愫。
何家文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姐何家丽。
李振华得知此事后，也为何家文感到高兴。
他对何家文说，陈卫国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年轻人，让她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需要，他会支持她的。
时光飞逝，转眼间就到了一九六三年。
经过几年的经济调整，淮城的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市面上的物资供应比前两年略有好转，粮店、副食品店门口排队的现象有所缓解，人们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多了些。
李振华家的小日子依旧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何家丽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
儿子李向东也已经快四岁了，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会说会跑，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然而，李振华凭借着后世的记忆，敏锐地察觉到，在平静的表象之下，一股名为“阶级斗争”的暗流正在悄然涌动。
报纸上的言辞日渐激烈，厂里和街道组织的政治学习会议也越来越频繁，内容也越来越具有指向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开始不绝于耳。
李振华心中警铃微作。
他知道，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恐怕已经不远了。
他提醒自己和何家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更加谨言慎行，低调做人，避免被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之中。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李振华每日的签到，依旧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秘密和依仗。
这天清晨，他在脑海中默念签到。
系统的声音如期而至：“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红灯牌收音机票一张’，‘红灯牌七灯半导体收音机一台（全新，已调试好）’”
李振华心中一喜这可是个大惊喜
在这个年代，收音机是稀罕的“大件儿”，是家庭富裕和有身份的象征，与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并称为“三转一响”。
拥有一台收音机，不仅可以听新闻了解时事，掌握国家政策动向，还能听听戏曲、音乐和评书，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而且，红灯牌七灯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也算是比较高级的型号了，接收信号稳定，音质也好。
李振华盘算着，如何才能将这台收音机“合理”地带回家，而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想了想，决定还是用老办法，借口是托了厂里采购科一个相熟的老乡，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处理的收音机票和一台积压的半导体收音机。
当天下午，李振华便兴高采烈地将那台崭新的红灯牌收音机抱回了家。
何家丽看到丈夫抱回来这么一个“大家伙”，又惊又喜，连忙上前帮忙。
当李振华小心翼翼地将收音机放在桌子上，接上电源，调好频道，收音机里传出清晰洪亮的播音员声音和悠扬悦耳的乐曲时，何家丽惊喜地捂住了嘴巴，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小向东更是好奇地围着那个会发出声音的“方盒子”转来转去，伸出小手想去摸索，被李振华笑着抱开了。
从此以后，这个小小的收音机，便成了李振华家的新宠。
晚饭后，一家人常常会围坐在收音机旁，一起听听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周末的时候，则一起听听经典的戏曲选段、革命歌曲或者评书相声，给原本有些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和乐趣。
邻居们路过李振华家门口，听到从屋里传出的收音机声音，都羡慕不已，纷纷夸赞李振华有本事，能弄到这么稀罕的好东西。
儿子李向东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健康快乐地长大。
他已经能说不少话了，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但表达已经很清晰了。
他也学会了走路，迈着两条小短腿在屋里屋外跑来跑去，活泼又可爱，像个不知疲倦的小马达。
小家伙继承了父亲李振华的机灵聪慧和母亲何家丽的温婉善良，嘴巴甜，见人就笑，不怕生，是街坊邻里公认的“小人精”。
他时常会学着收音机里的腔调说话唱歌，虽然五音不全，但也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李振华对儿子疼爱有加，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儿子亲几口，陪他玩耍，给他讲故事。
何家丽看着丈夫和儿子其乐融融的景象，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李向东就像一个小太阳，照亮了整个家庭，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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