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得非常小心和隐蔽，从不留下自己的痕迹，以免给妹妹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兑现着对妻子的承诺，也尽着一个姐夫应尽的责任。
何家二姐何家文，自从丈夫陈卫国因病去世后，便独自一人带着年幼的儿子陈光明生活。
她白天要在淀粉厂辛勤工作，挣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常常累得筋疲力尽，身心俱疲。
李振华和何家丽对她们母子俩的生活非常关心，也时常去看望她们，送去一些米面油肉等生活必需品，或者给陈光明买一些新衣服、新鞋子、玩具、课外书之类的。
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减轻何家文的生活压力，也让陈光明能有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成长环境。
李振华还时常会鼓励陈光明，要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将来长大了要有出息，替妈妈分担家庭的重担。
陈光明虽然年纪还小，但也非常懂事，他知道舅舅舅妈对他们母子好，每次都会礼貌地向他们道谢。
欧阳宝和何家艺夫妻俩，因为没有固定的正式工作，生活来源不稳定，主要还是靠欧阳宝在外面打些零工，和何家艺在家里做些手工艺品来维持生计。
欧阳宝肯吃苦耐劳，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只要能挣到钱，补贴家用。
他有时去码头扛大包，有时去建筑工地搬砖运沙，有时也跟着一些小施工队干些杂活。
何家艺则心灵手巧，她做的那些小布老虎、小香包、刺绣手帕之类的东西，虽然不值什么大钱，但因为做工精致，样子也还算好看，偶尔能拿到一些寄卖店或者偷偷在集市上卖掉，换点零用钱。
夫妻俩同心协力，省吃俭用，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也努力地支撑着这个小家庭，抚养着年幼的儿子欧阳枫。
李振华在一次每日签到中，意外地获得了“缝纫技巧进阶（包含多种实用缝纫方法、服装裁剪技巧和花样设计窍门）”的技能。
他便将这些技巧，巧妙地“传授”给了妻子何家丽。
何家丽本就心灵手巧，又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作为“生产工具”。
得了这些新的缝纫技巧后，她的缝纫手艺更是突飞猛进，日渐精湛。
她不仅能做各种款式的家常衣服，比如衬衫、裤子、外套、连衣裙等，做得又快又好，而且还能修改、缝补各种破损的衣物，甚至还能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服装花样。
她开始接一些邻居和同事的缝补零活，比如给孩子做件新衣服，给大人改件旧衣服，或者缝补一下被褥床单之类的。
因为她手艺好，收费也公道，人又和气，所以找她做活的人越来越多。
她每天在缝纫机前忙碌，虽然也有些辛苦，但看着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加工费，心里感到十分充实和满足。
这些收入，不仅能补贴家用，改善生活，也让她在家里更有底气和话语权。
何家喜看到大姐何家丽靠着缝纫手艺也能赚到钱，而且活计还不少，生意似乎还挺红火，心里又开始眼热起来。
她也想学这门手艺，以后也能多个赚钱的门路，不用再看婆婆的脸色，也不用再指望那个不争气的闫宏宇了。
于是，她又跑到何家丽那里，嬉皮笑脸地要求何家丽教她学缝纫。
何家丽倒也没藏私，耐心地从最基础的针法、量裁、以及缝纫机的使用和保养方法开始，一点一点地教她。
但何家喜天生就不是那块料，她缺乏耐心，又怕吃苦，学了几天就嫌麻烦，不是扎了手就是弄坏了布料，或者把线绞在了一起。
她学得一塌糊涂，却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还抱怨何家丽教得不好，没有把真本事教给她。
最终，她还是不了了之，放弃了学习缝纫的念头。
丈夫闫宏宇在单位里依旧表现平平，没有什么起色，工资也还是那么多，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婆婆王怀敏对何家喜这个儿媳妇的脸色也越来越差，经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她横加指责，冷嘲热讽。
何家喜在婆家受气，在单位也不得志，心情越来越郁闷和烦躁。
她时常会将自己的不如意和不幸，都归咎于当初嫁错了人。
她觉得，如果当初自己选择的是李振华，现在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说不定早就过上了衣食无忧、扬眉吐气的好日子了。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让她对丈夫闫宏宇和婆婆王怀敏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婆媳矛盾和夫妻矛盾都日趋激化，家里几乎天天都不得安宁。
李振华凭借着过硬的钳工技术和在厂里积累的良好声誉，以及他沉稳踏实、不惹是非的处事风格，在轧钢厂的地位越发稳固。
即使在“运动”后期，工厂生产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人心也比较浮动的情况下，他这样的技术骨干也是各个车间争抢的“香饽饽”。
厂领导也对他颇为倚重和信任，遇到一些棘手的技术难题或者重要的生产任务，总会想到他，让他去负责或者参与解决。
因此，虽然社会上依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潜在的风险，但李振华在厂里的位置却稳如泰山，无人敢轻易动他。
李振华当上生产小组长后，也负责一些生产物料的申领、分配和管理工作。
他利用职务上的一些便利，加上自己平日里与供应科、仓库管理等部门的同事关系都还不错，偶尔能通过正当渠道或者一些“内部调剂”，搞到一些市面上比较紧俏或者质量更好的生产物资。
比如，好一点的工具钢、稀有的进口轴承、或者是一些先进设备的零配件等等。
这些东西，他大部分都用在了生产上，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也为厂里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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