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赵高给出了实施办法：“如今陛下应趁出巡的机会，考核郡县守尉，有罪的诛之，诛连下去，尽除陛下厌恶之人，以空出来的位置，换上信任之人。
赵高特别提醒二世：“此事须乾纲独断，雷厉风行，不能走常规司法途径，否则的话，大臣们就会合谋对付陛下。他们可是几世相传贵胄啊，专横惯了，什么都敢干。陛下务必果断，万勿迟疑。”
二世大喜，当即实行。通过网罗罪名，大肆诛连，兄弟姐妹被屠戮殆尽，蒙毅被杀，其余大臣处死的处死，革职的革职。
所谓果断，就是判决后立即执行，不容申辩。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之死就是典型的例子。三人被给出的罪名是“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闾当场就懵了，问传达的使者：“朝廷上的礼仪，我从来不敢不听礼仪官的安排；在宗庙廊下的站位，从来没有出过错；在皇帝面前应对，从未言辞不妥。怎么会不臣？愿知道究竟犯了哪条再死。”
使者并不理会，只是说：“臣无权知道具体情况，奉令行事而已。”
兄弟三人无奈，仰天喊冤之后，只得拔剑自杀。
二世的一番操作，虽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却也弱化了国器效能。那些久经考验的砥柱之臣被清洗殆尽，留下来和换上来的都是缺乏历练只会听话的平庸之辈。
如果是在承平岁月，这番操作虽然残忍，却也不失为一种政权更迭之际的人事处理模式，“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们也接受这种现象。不想随后就遇上了大泽乡起义。此时的秦朝，已是始皇时期的阉割品，看着威武依旧，其实已是银样镴枪头，效能大打折扣。朝堂上没有了运筹千里、持重可倚的大臣，前线没有了杀伐果断、全军信服的将帅，面对突然的变局，自然就处置失措。如果蒙恬、蒙毅还在，凭他们杰出的军事才干、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就能调集充足的资源，将起义一举扑灭于初发状态。
很难想象，类似大泽乡规模的变乱，秦始皇时期就不会发生，毕竟“天下苦秦久矣”，没理由到了秦二世时才不堪忍受，终于爆发。
最合理的解释是，此前也有这样的事，只是很快就摆平了。这种小规模未造成影响的治安事件，进不了史册，至多躺在了郡县的相关文书中，至多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关东变乱消息传道咸阳后，被普遍掩饰为“群盗，郡县守尉已尽捕获，不足忧”，实则就是一个旁证。
反观章邯，看似气势汹汹，接连获胜，却未能扑灭起义烈焰，最终导致秦朝覆灭。究其原因，军事素质、政治影响力不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至于赵高之类的当政之流，出了问题就寻找替罪羊，毒化了朝廷风气，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二世的一番折腾，虽然内耗了国力，但秦朝毕竟是“奋六世之余烈”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如果反应迅速，雷霆平叛，起义也是能够扑灭的。即使不能一击尘定，起码也不能迅速蔓延，身处南陲的五十万岭南军团，也能挥师回援，秦朝就不会灭亡。
然而，二世的一个奇葩想法，却导致对陈胜、吴广起义迟迟没有反应，促成了秦朝的穷途末路。
二世继位后，在曾经的老师如今的心腹赵高的教导下，对自己的职责作出了如下认定：
作为贵有天下的皇帝，就应该肆意极欲，?受百姓供养，而不能像尧舜那样，住茅草屋，穿粗衣，吃粗饭，像囚犯似的，为百姓劳苦。要在严明法律，督责百官。只要督责好百官，天下就太平了。
对于如此荒唐的逻辑，丞相李斯为了保全爵禄，又为二世从理论上给出了证明：“凡是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严，群臣不敢不尽职尽责。如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无论聪明或愚笨之臣，莫敢不尽心竭任以事奉其君。是故贤主独制于天下而不为天下所制。能穷乐之极者，乃贤明之主也。”
“故韩非子说：‘慈母有败家子，而严家无逆子’，为什么？‘严是爱，松是害’而已。故商君立法，对在道路上弃灰的，判刑。弃灰，是轻罪，而判刑，是重罚。唯有明主才懂得这个道理：深督轻罪。试想，罪轻尚且重罚，重罪谁还敢犯？如此，天下就太平有序了。”
二世见了，大悦之后，不免沾沾自喜。
基于这个理念，当陈胜变乱的消息上达后，二世震怒：“朕巡视时，一切都好好的，怎么刚过三个月，就出乱子了？定是地方官吏疏于职守，督责不严所致。何其可恶！”
一气之下，将报事的下了监狱。
上之所恶，下必避之。以后的报事的，专说好听的。二世再问起此事时，都答复道：“几个强盗而已，郡县已经抓获，完事了。”
二世听了，非常高兴。
其实，二世愤怒还有一个原因：我正在清理内务，你地方添什么乱？是反对朕不成？
他压根儿没把几个戍卒放在眼里。
待到事情瞒不住了，秦廷不得不作出反应时，局面已经很难收拾了。
此时，楚、齐、赵、韩、魏、燕已经复国，关外之地已经失控，与岭南军团的联系已经中断，他们已不可能奉命北还了。
客观地说，二世与赵高的任性胡为，形同开辟了灭秦的第二战场，它极大地消弱了秦朝的力量，使大秦从一个巨人变成了匹夫，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战场上的陈胜。
（谢谢您的支持和关心！）
读书三件事：阅读，收藏，加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