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金奈高等法院附近。空气里是尾气、香料和某种无形的焦灼混合的气味。维杰·夏尔玛步履匆匆地从挂着“公平正义”铜牌的旋转玻璃门内走出，昂贵的皮鞋踩在滚烫的人行道上。他刚结束一场为富商辩护的财产纠纷案庭审，胜利带来的短暂肾上腺素褪去，只剩下熟悉的、对案件本身空洞本质的厌倦。他扯松了熨帖的丝质领带，婆罗门姓氏带来的光环此刻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勒得他有些喘不过气。
一个瘦小、颤抖的身影突然从法院侧门廊柱的阴影里扑了出来，几乎撞进他怀里。维杰下意识地皱眉后退一步。
“先生……律师先生……”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带着绝望的哭腔。
维杰这才看清，是个穿着廉价、洗得发白旧纱丽的女工，脸上布满疲惫和恐惧的刻痕。最刺目的是她紧紧抱在怀里的一个破旧包袱，包袱一角露出的深蓝色布料上，赫然印着一大片触目惊心的、已经变成暗褐色的血迹。那血迹的形状，像一只无声控诉的眼睛。
“求求你……帮帮我……”莎尔芭·德维抬起头，浑浊的泪水在深陷的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有落下，“他……纺织厂的苏雷什·梅农……他毁了我……我有证据……”她颤抖着，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才将那件染血的纱丽从包袱里抽出一角，那片撕裂的破口和干涸的血痕，赤裸裸地暴露在午后刺眼的阳光下，无声地诉说着暴行。
维杰的目光凝固在那片血迹上。一股强烈的、混合着职业本能的愤怒和一种更深沉的悲哀瞬间击中了他。眼前这个低种姓女人的绝望，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他过去代理过的无数“体面”案件背后的苍白。他看到了她眼中那份孤注一掷的信任，那是对“夏尔玛”这个姓氏所代表的力量的最后祈求，尽管这力量在种姓的高墙前常常显得那么可笑。
“跟我来。”维杰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他不再犹豫，转身引着莎尔芭走向自己那间位于法院后街、招牌远不如他家族律所气派、却承载着他全部理想的小小独立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堆满了卷宗。维杰仔细地、几乎是带着某种仪式感地检查了那件染血的纱丽，特别是撕裂处和血迹的位置、形态。他详细询问了事发时间、地点、经过，莎尔芭断断续续的叙述，每一句都像淬了毒的针，扎在维杰心上。他拿出录音笔，在莎尔芭颤抖的点头同意下，记录下她字字血泪的控诉。
“我们需要最有力的证据，莎尔芭女士。”维杰的眼神锐利如刀，“你腹中的孩子，就是铁证。我们必须尽快做亲子鉴定，提取胎儿DNA样本，与苏雷什·梅农进行比对。只要匹配成功，他就无处可逃！”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为正义而战的激昂，一种即将扳倒强权的笃定。
莎尔芭的手下意识地抚上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那里孕育着一个带着巨大耻辱的生命。为了丈夫拉古那浑浊却依旧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神，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名，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中第一次燃起了微弱的、名为“希望”的火苗。她选择相信眼前这位高贵的律师，相信那冰冷的科学能还她一个公道。
维杰的行动迅捷而高效。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和人脉，避开了当地可能被权势渗透的机构，迅速联系了一家位于班加罗尔、以严谨和独立著称的第三方基因检测实验室。他亲自护送莎尔芭，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由可靠的医生完成了安全的胎儿DNA样本采集。同时，他运用策略，巧妙地获取了苏雷什·梅农的DNA样本——几根他遗留在办公室的、带有毛囊的头发。两份承载着截然不同命运的生物信息，被小心翼翼地封装，以最快的速度送往班加罗尔。
等待结果的日子，维杰胸中燃烧着法律斗士的火焰。他查阅了大量强奸案的卷宗和判例，精心构想着法庭上犀利的质询，模拟着如何用那份即将到来的DNA报告，给予苏雷什·梅农及其代表的腐朽权势致命一击。他想象着胜诉后莎尔芭脸上可能出现的释然，想象着这个案子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那将是对种姓特权一次响亮的耳光。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他都期待是实验室传来的胜利号角。
莎尔芭则蜷缩在破败的家中，在丈夫拉古担忧又复杂的目光里，在纺织厂工友或同情或疏远的窃窃私语中，默默忍受着妊娠初期的折磨和心灵的煎熬。她抚摸着那件被仔细藏好的染血纱丽，一遍遍祈求神灵，让那份报告成为她洗刷耻辱的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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