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的爆竹声在远处闷闷地响着，像隔了好几层棉被。我数着台阶，一步一顿地把最后那袋生活拖上七楼。纸袋里装着洗漱用品、几本旧书、还有小北的奶瓶，它们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某种抗议。
这个临时租来的房子比上一个更小。沙发短得放不平我的腿，我把自己折叠着塞进去，羽绒服立刻沾满了陈年的灰尘。白色面料上那些灰扑扑的印记，多像这些年我身上擦不掉的痕迹。
杨洋在厨房烧水，水壶发出尖锐的啸叫。她总是这样，在我最狼狈的时刻出现，像一支突然亮起的手电筒。去年离婚时是她收留了我，现在又是她帮我安顿这个不像家的家。我该给她包个红包的，虽然她肯定不会收。
小北在婴儿车里踢腿，发出小动物般的哼唧。他才三个月大，却已经跟着我搬了两次家。我该感到愧疚的，但此刻我只想在这张破沙发上多赖五分钟。就五分钟，让我暂时不做母亲，不做前妻，不做任何一个角色。
铭远的电话号码我还记得，十一位数刻在脑子里。上周在民政局门口，他最后摸了一下我的脸，手指比冬天还冷。他说会按时付抚养费，说小南你要好好的。多可笑，一个亲手打碎我们生活的人，最后还要嘱咐我要好好的。
窗外的烟花突然炸开，照亮了整个客厅。在那一瞬间的光亮里，我看见墙上有道裂缝，歪歪扭扭地延伸向天花板，像极了我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