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的第一夜，时间在墙上的挂钟里凝固成透明的琥珀。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杨洋像拆解人生积木般将我的生活重新拼装——她把我的睡衣叠进主卧第二个抽屉，把我的口红排列在浴室镜柜第三格，甚至记得把我那本翻旧的《挪威的森林》放在床头柜左侧。
当时我在做什么？记忆像被雨水打湿的水彩画，色彩都晕染成模糊的色块。或许是在抚摸窗台上那道陌生的划痕，或许是在数壁纸接缝处细微的误差。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此刻却成为最真实的刻度。
凌晨两点十七分，月光从新窗帘的缝隙潜入，在地板上切割出一道银色的伤口。婴儿床里，小北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肉乎乎的小手在空中抓握，仿佛要攥住某个看不见的支撑。我看着他鼻梁上那粒淡褐色的胎记——和他父亲右眼角那颗如出一辙——突然意识到这个不满百天的小生命，已经经历了比许多成年人更彻底的迁徙。
冰箱突然启动的嗡鸣惊醒了夜的寂静。这声音在空荡的厨房里产生奇妙的回响，像某个被遗忘在搬家纸箱里的音乐盒突然开始自鸣。我赤脚踩在陌生的地板上，数着从客厅到厨房一共需要七步，比原来的住处少了两步。
这种平静来得如此诡异。不是风暴过后的宁静，而是深海三千米处那种绝对的静止。连悲伤都沉到了连光线都无法抵达的地方，只剩下意识表层漂浮着细碎的时间残渣：杨洋临走前保温杯里枸杞的数目，楼道里第三阶楼梯的松动，小北襁褓上那道没洗干净的奶渍。
在这个被陌生感浸泡的夜晚，连孤独都显得如此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