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城，一处普通的民巷深处，飘散着淡淡的牲畜气味。
一座不起眼的院落内，一个名叫解牛张的屠户，正对着一块反复擦拭干净的案板，凝神沉思。
解牛张年约四旬，身材魁梧，一手屠宰技艺在左邻右舍颇有名气。
祖上据传与那位典故中的“庖丁”有些渊源，虽无从考证，但解牛张对屠宰这门手艺，却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数日前，天幕之上那段【现代科学杀猪流程】的视频，如同在他平静的心湖中投下了一块巨石。
那些匪夷所思的工具，那些精细入微的流程，那种对牲畜肌理的精准把握，都让他叹为观止，也深受启发。
“天幕所示，绝非淫巧之术。”解牛张对着空气，喃喃自语，仿佛在与一位无形的知己对话，“此乃将‘技’提升至‘道’的境界。与吾先祖庖丁解牛，顺其自然，因其固然，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连日来，解牛张将自己关在院内，反复回忆天幕上的每一个细节。
试图将那些“天幕新法”与自己数十年积累的传统技艺相结合，改良现有的屠宰流程和工具。
比如，尝试用更锋利、更符合人体工学的刀具，模仿天幕中那种“精准放血”的技巧。
又比如，在分割猪肉时，更加注重不同部位的纹理和用途，力求做到“依其部位，施以巧技，物尽其用”。
虽然这些探索，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不务正业，甚至有些痴人说梦。
但解牛张却乐在其中。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祖传手艺的精进，更是对“天道物理”的一种参悟。
这位自称“庖丁后人”的普通屠户，或许并不知道，他这种朴素的探索精神，正在不经意间，与这个时代悄然萌芽的“格物致知”思潮，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而这种源自民间的“技术革新”热情，以及关于“天幕新学”的种种议论，也如同涓涓细流，逐渐汇聚起来，最终涌向了朝堂之上。
大宋皇宫，文德殿。
早朝议事，气氛略显沉闷。
几位大臣正就边境榷场的一些琐事，争论不休。
就在此时，参知政事范仲淹手持笏板，出列奏道：“陛下，臣有事启奏。”
宋仁宗赵祯抬了抬眼皮：“范卿有何事？”
范仲淹朗声道：“陛下，近闻京城内外，因天幕所示，民间多有仿效‘新奇技艺’者。小到屠宰猪羊之法，大到农田灌溉之器，皆有百姓自发钻研改良，颇见成效。”
此言一出，殿内不少官员皆面露讶色。
一位老成持重的礼部官员皱眉道：“范大人此言差矣。天幕所示，多为虚妄之景，奇技淫巧，恐非正道。百姓愚昧，易受蛊惑，若沉迷于此，荒废农桑，岂非本末倒置？”
范仲淹正色道：“大人此言，恕下官不敢苟同。”
目光转向御座之上的仁宗。
“陛下，臣以为，天幕所示虽多为‘奇技’，然其背后，却蕴含着探究事物原理，改良应用之法。此等精神，正是我朝富国强兵，改善民生所亟需的‘格物致知’之学。”
翰林学士欧阳修也出列附和：“范大人所言极是。古人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天幕所示，无论杀猪宰羊，抑或耕田织布，皆有其内在之‘理’。若能引导百姓，探究此‘理’，并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则民生幸甚，国运亦幸甚。”
这番话，在以“文治”为立国之本，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且理学思想开始萌芽的宋朝，引起了不少官员的共鸣。
当然，也有一些守旧派的官员，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过度重视“奇技淫巧”，会“动摇人心，败坏风俗”，甚至“有违圣贤之道”。
朝堂之上，一时间议论纷纷，争执不下。
宋仁宗赵祯静静地听着众臣的辩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龙椅扶手。
对于“天幕”，赵祯的态度，一直比较中立和好奇。
既不像秦皇汉武那般，急于从中获取“神力”或“神兵”。
也不像明太祖那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严加防范。
他更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些来自“天外”的新奇事物，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种种变化。
此刻，听到范仲淹、欧阳修等开明派官员的建议，赵祯的心中，也泛起了一丝涟漪。
“格物致知……”赵祯缓缓开口，声音平和，“朕观天幕所示，确有不少与民生、工艺相关之新奇技艺。若能善加利用，或许真能如范卿、欧阳学士所言，开启民智，惠及万民。”
目光扫过殿内群臣，赵祯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传朕旨意。”
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着工部与少府监，共同筹备，于京中设立一司，名曰‘格物司’。”
“格物司”三个字，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此司之责，专司收集、整理、研究、验证天幕之中出现的，以及民间受天幕启发而产生的各种与民生、工艺相关的新奇技艺。”
“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能够提升工艺水平，改善百姓生活者，皆可纳入研究范围。”
“格物司所需人手、经费，由户部、三司酌情拨付。其研究成果，若确实可行，当逐步向民间推广应用。”
这意味着，大宋王朝，将以官方的名义，正式开始对“天幕新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探索。
“格物致知”这颗在理学思想中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种子，因为“天幕”的出现，以及宋仁宗的这个决定，似乎被提前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催化剂。
范仲淹、欧阳修等开明派官员，闻言皆是面露喜色，躬身领旨。
而那些守旧派的官员，虽然心中尚有疑虑，却也不敢公然违抗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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