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便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九月，立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并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
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
所以王安石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这就是保甲法。
此外他还实行了，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来加强军事力量。
北宋，
赵匡胤：“这变法没什么问题啊？为何会失败呢？”
其实，新法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改善了北宋的状况，“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变法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如：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
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积弱局面的改善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如：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从而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不过变法的阻力还是来自于保守派，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
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
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
监安上门郑侠绘《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
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变法遭受重挫。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亦陆续被废止。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
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钟山。
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已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
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神宗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呢？，一点都不坚定，这变法还能成功吗？）
（唉，只能说两派都有问题了，前面还是为了国家而争，后面是为了争权而争！！！）
（变法太着急了，王安石可能没考虑到变法的人员可能都出了问题，地方官员可能借着变法谋私！）
（可怜我苏了，两边都不站，所以一直被贬！！！）
北宋。
王安石看着光幕：“看来变法还有很多问题啊,唉我要和君实好好聊聊了，还有子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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