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也撰《谏苑》二十卷劝谏太子不可骄奢淫逸，太子右庶子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来规劝太子，太子不悦，将三人的谏言全当耳旁风，太子乳母也责备孔颖达等人，说：“太子已经长大，你们怎么能责备他呢？”
孔颖达说：“我受陛下厚恩，委以重任，我身为太子右庶子，规劝太子是我的职责，即使死也无所惧！”
此事很快传到了李世民耳中，李世民认为孔颖达、于志宁、李百药皆是良臣，于是赏赐李百药骏马一匹、彩帛三百段，赏赐于志宁和孔颖达帛各五百匹、黄金各一斤。
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李世民对王珪说：“历史的长河中，哪一个朝代没有忠臣烈士以血肉之躯捍卫着国家的尊严与安宁呢？他们的事迹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你可知道隋朝时那些令人敬仰的忠臣烈士都有谁吗？”
王珪闻言，沉思片刻后，回答道：“微臣虽不才，但对于前朝忠烈之事亦有所耳闻。譬如太常丞元善达，此人忠诚正直，当隋朝末年，群贼四起，他留守京城，眼见局势动荡，便毅然决然地踏上前往江都之路，欲向隋炀帝进谏，恳请其回师京城，以安定天下。然而，遗憾的是，炀帝昏聩，未纳忠言，反将元善达流放边塞从军。元善达在瘴疠之地，饱受折磨，最终不幸去世，其忠诚之心，天地可鉴。
再如虎贲郎中独孤盛，此人勇猛无比，忠诚无双。在江都之时，宇文化及起兵谋反，局势危急，独孤盛孤身一人，却毫无惧色，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抗拒叛军，最终力竭身亡，其英勇之姿，令人敬仰。”
李世民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军追到桃林的时候，他的家人被派遣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又派遣他的儿子前往，他说：‘我得到隋朝任用，侍奉了两代君王。现如今正是我以死保全名节的时候，在过去我们是父子关系，现如今我们却是仇敌。’于是拿起弓箭想要将他的儿子杀死，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带领的士兵全部逃跑了，只剩他一个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说：‘我承蒙国恩，担任统帅，智能与力量都将全部用尽，今天才会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说完话，兵士就将他擒住。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有这样的忠义操守，值得嘉奖。”
于是李世民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敢于进谏但是最后被诛杀者的后代子孙，上奏朝廷，加以抚慰，并委以重任。
八月，河内人李好德对朝廷和皇帝有不敬之词，依律判处死刑。
大理寺丞张蕴古接到案件后，马上亲往调查，在与李好德接触时，发现其精神似乎有问题，于是请求免除他的死罪。
李世民见到卷宗后，同意免罪。
张蕴古得到李世民答复后，再次来到狱中，将结果告诉了李好德，并在狱中与其对弈。
这件事很快被御史台权万纪得知，于是上奏李世民，说：“张蕴古以权谋私，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而张蕴古老家就在相州。张蕴古包庇李好德分明是为了讨好家乡父母官，属于官官相护，徇私枉法。”
李世民听后大怒，立即派人捉拿张蕴古，并将李好德和张蕴古全部处死，立即执行。
不久之后，李好德乡里人证明李好德精神确实有问题，不少百姓也皆称张蕴古断狱从未出错，是难得的好官，不少百姓纷纷自愿为张蕴古治丧，狱中的囚犯听说张蕴古被杀后，也都落泪，房玄龄等人得知消息后，立即禀告李世民。
得到消息后的李世民，想起张蕴古曾上书的《大宝箴》，追悔莫及。于是下令：“今后有死刑犯人，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三次复议才得执行。”从此，开启了中国古代司法死刑复核制度，此制度影响至今。
而后，贞观五年十二月初二，李世民针对一日三奏往往也可能造成冤案的情况，进行改进，规定在京师地区行刑要五次复奏，在地方州县行刑要三次复奏。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只有犯下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长辈恶逆之罪的人犯，才可复奏一次即行刑。处决人犯当天，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皇帝不吃肉、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舞蹈，以示帝王悲天悯人之心。
后又规定：如不等朝廷的最终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流放两千里。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如敢提前行刑，则判处徒刑一年。
八月十七日，李世民派广州司马长孙师为使臣到高句丽，收隋朝阵亡将士尸骨，埋葬并加以祭奠。
十八日，李世民打算派将作大匠姜行本修建洛阳宫。
尚书左丞兼领谏议大夫戴胄呈上密奏，恳切进谏道：“陛下，您身处于百王之末，承接暴虐隋朝之后，以英明神武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遗民于极度困苦之境，使得天下远近安定，四海之内太平无事。您所立下的大功大德，实非微臣所能尽言称赞。
微臣才疏学浅，目光所及仅限眼前之事，难以通晓长远之策。然而，臣仍斗胆竭尽忠诚之心，就职责所系之事，向陛下陈情进言。近来，臣观察到关中和黄河以南地区广泛设置军团，致使富裕之家与强壮青年皆被征召入伍，以应战事。加之其他各类劳役繁重，百姓之力已近乎枯竭。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京城两千里以内的百姓，原本被分配至司农寺承担劳役，如今却又要被调往营造宫殿，充当工匠。即便有所剩余劳力，亦不足以构成叛乱之虞。然而，战乱初定，户口凋零，一户之中若有一人服劳役，则全家生计堪忧。参军者需自备武器装备，服劳役者亦须自备粮食，全家上下忙于应付，然多数人仍难以维系基本生活。
以微臣之见，如此做法，恐将招致百姓之怨恨与叹息。自七月以来，连绵大雨不绝，河南、河北地区地势低洼，即便年景尚好，收成亦难以预估。加之军队与国家开支庞大，均需府库支出，每年绢帛消耗超过百万之巨。劳役已征调至极限，赋税却未见减轻，费用持续增加，国库必将空虚。
再者，洛阳宫殿已足以遮风挡雨，若稍作延缓，数年之后建成，亦不为迟。若骤然大兴土木，恐将伤及百姓，使之劳苦烦扰，有违陛下仁德之治。臣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以百姓为重，以国家长远之计为重。”
李世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打消了修建洛阳宫的想法，并提拔戴胄担任民部尚书，又对群臣说：“戴胄，非朕之骨肉至亲，无血脉相连之情，但他却能以忠诚正直之心勉励自己，时刻将国家大事铭记于心，对国事怀有深厚的感情与不可推卸的责任感。
戴胄为人刚正不阿，行事光明磊落，国家有任何重要机密，他皆能毫无保留地向朕禀报，从不因个人私利而有所隐瞒。他的这份忠诚与坦荡，实为朝廷之楷模，国家之幸事。
正因如此，朕决定提拔戴胄，加封其官爵，以示朕对他的高度认可与深厚赏识。朕此举，旨在酬谢他的忠诚与贡献，让天下人皆知，只要心怀国家，忠诚正直，便能在朕的朝廷中获得应有的荣耀与地位。”
月底，化度寺僧邕禅师圆寂，世寿八十九。李世民敕赠丝帛、修建舍利塔为之追福，并命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丹《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即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化度寺碑》，清代书法翁方纲说：“若以唐代书格而论，则《化度寺碑》第一、《九成宫醴泉铭》次之，《虞恭公碑》又次之。若以欲追晋法而论，则《化度寺碑》第一、《虞恭公碑》次之、《九成宫醴泉铭》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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