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李世民下诏建立明堂，用来祭祀天地神灵、举行重大典礼、颁布教令和施行教化。至于明堂的设计命儒生讨论并给出建议。
太子中允孔颖达听到儒生建议后，认为大多意见违背旧制，上表说：
“臣曾查阅以前的诏敕，依据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人的商议，认为应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后来又查找后续的诏敕，说要修建左右阁道，登上楼去设祭。我谨按六艺群书、百家诸史记载，都是说基上面叫堂，楼上面叫观，没有听说在重楼之上还有叫堂的名称。《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没有说‘明楼’‘明观’，其意义是一样的。再说明堂是仿效天的，圣王以此表示节俭，有的用蒿草做柱，用茅草做盖。虽然古今制度不同，不能总是这样，但还是要依据大典，以朴素为贵。所以坐席只用秸草编织，器具只用陶匏，用茧栗来表示诚心，穿大裘以训示节俭。
如今如果建造飞楼架道，绮丽的楼阁高耸入云，考查古人的文章，实在令人疑虑。按《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明堂的制度，四面没有墙壁，上面用茅草覆盖，在上面祭祀五帝，在下面祭祀后土。我认为上面祭祀的地方正是基座之上，下面祭祀的地方就在基座之下。既然说四面没有墙壁，不知道刘伯庄凭什么知道上层祭神，下层有五室。况且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多采用方士的说法，违背经书背离正道，不能效法。”
礼部尚书豆卢宽等人说：“上层祭天，下层布政，想使人神的位置有别，事务不相干涉。臣认为古代人敬重大事，与神灵接触的事相似，所以朝见君主和祭祀祖先，都在庙堂举行。哪里有在楼上祭祖，楼下处理朝政的事？阁道升上楼去，道路狭窄，乘车则对神灵不敬，步行又劳苦圣上。侍卫在旁，各部门供奉，查考典籍，完全没有这样的道理。臣不敢固执己见，只是想求得正确的意见，因为国家的大典，不能不谨慎。恳请将臣的愚见，交给群臣详细讨论。”
侍中魏征说：“查考古代遗训，参照旧时的图样，明堂上圆下方，重屋的结构，各种意见一致，不同的车辙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到了当世承受天命，没有来得及实行这种礼仪。魏晋之后，没有可以取法的榜样。裴頠因为诸位儒者各持己见，异端纷起，是非错乱，不知听从哪个，于是就以人废言，只造了一座殿。宋齐沿用旧制，梁陈沿袭而没有改动。虽然配祭的对象都有，祭祀没有缺失，但求之于典则，道义实际上还不够宏大。
孝因心生，礼由情立。心意不可穷尽，所以用各种物品来表示诚心；情感无法完全表达，所以修饰宫室来推广敬意。孔子的美好赞叹，意义就在这里吧！我们亲受陛下的教诲，得以参与讨论大事，想尽一点微薄之力，来增添山海的崇高。凡是圣人有所作为，重在顺应时势，万事万物都是这样，事情需要变通。如果依据蔡邕的说法，那么至理就淹没在繁琐的文字中了；如果依照裴頠的做法，那么大体就损伤在质朴简略之中。从情理上考虑，都不合适。现在的议论，不是无所取舍，请求建造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符合天地之象，又符合古制。下层作为布政的地方，上层作为祭天的场所，人神不混杂，礼仪也合适。至于高低广狭的规模，几筵尺丈的尺度，都随时制定法则，因事制宜。由我们自己创制，何必师法古人？廓清千载的疑难，成为百王的典范。不让泰山之下，只流传黄帝的法则；汶水之上，只称颂汉武帝的图样。这样就能上通神明，或许可以期待。”
后来到了贞观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论说：“我认为明堂的制度，从古代就有，但在书籍中查找，完整的文字记载没有看到。从黄帝开始，降到虞舜，经历夏商，直到周代，各自确立名号，分别创立规模，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大儒学者，没有谁能详细通晓。文章写得很好，但不知道如何裁断。探究它的主要旨意，明堂实在是布政的宫室。只是因为战国时纵横家之说盛行，典籍被废弃；暴秦残酷暴烈，经书礼制湮没消亡。现在所保存的，只是记传杂说，用它作为准则，道理实在浅陋不明。然而《周书》叙述明堂，记载它的四面有应门、库门、雉门。
根据这些记载，明堂本来是君王常居的宫室。其中的青阳、总章、元堂、太庙，以及左个、右个，与《月令》中四季的次序相同，那么路寝的含义，足以作为明证。还有《文王居明堂》的记载，带着弓套，在高禖祭祀，到九门举行磔禳仪式，来抵御疾病瘟疫；设置桥梁，修整道路，来便利农夫；命令国家酿酒，来会合三族。所有这些事，都符合《月令》的记载，观察这些事情，都是在路寝举行的。据说从前周公在明堂的位置朝见诸侯。天子背靠斧扆，面朝南站立。明堂啊，是用来表明诸侯的尊卑的。
《周官》中认为，周人的明堂，测量九尺的筵，东西宽九筵，堂一筵。根据它的制度，就是路寝。尸子也认为黄帝时叫合宫，有虞时叫总章，殷朝叫阳馆，周朝叫明堂。这些都是路寝的证明，知道不是另外的地方。大戴所说的，起初有近在郊外的说法，后来说成是文王的庙，前后矛盾，没有根据。本来背负斧扆接受朝见，是日常居住出入的地方，既然在应门库门之内，又怎么说在郊野呢？
《孝经》的传记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又没有具体的里数。汉武帝有心创建，广泛召集士人，众说纷纭，最终没有确定。于是在汶水之上祭祀。表明他不拘泥于远近，不选择方向。汉成帝时，在城南立表，虽然有文字记载，但没有建成。平帝元始四年，大规模讨论建造，孔牢等人认为明堂、辟雍、大学，是一个地方三个名称。金褒等人又说经传中没有明文记载，不能区分它们的异同。东汉中兴之后，蔡邕又认为，明堂、太庙，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郑玄则说，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淳于澄又说，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的方向。颖容的《释例》也认为，明堂、太庙，总共有八个名称，其实是一个地方。如果硬要区分异同，竞相提出巧妙的说法，都是出于自己的臆测，没有师承和确凿的根据。
况且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初创时应当因地制宜，质朴和文华交替变化，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变化的道理，断然可知。假如是周公的旧制，也应当选择是否可行。孔子的法则，也还有补充遗漏的地方。何况郑玄的猜测，淳于澄的道听途说，无异于守株待兔，和胶柱鼓瑟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明堂不应超出应门和雉门，应接近宫闱，确实合适，相信没有疑惑。只应当上遵天意，恭敬地奉行皇上的旨意，建造皇代的明堂，永远留给后世作为典范。那些琐碎的议论，都省略而不论。”
后颜师古又上表说：“明堂的制度，陛下已经发出诏令，让群臣详细讨论很久了，只是因为学者们固执己见，人人说法不同，增减的意见各不相同，是非没有确定。我认为五帝之后，两汉之前，明堂的高矮方圆，都不互相沿袭。只看陛下的圣意如何创造，这就是大唐的明堂，足以流传万代。何必讨论门窗的多少，怀疑庭院的宽窄。如果任凭儒者们各自陈述一端，长久不能决定，只会拖延盛大的礼仪。
从前汉武帝想要制定封禅的仪式，广泛征求儒生的意见，所说的各不相同，不知道哪个正确。只有御史大夫倪宽，劝皇上自己确定制度，于是完成了登封泰山的大礼。
我的愚见，也希望陛下斟酌繁简，自己制定礼节，不可谦让，以致耽误大典。
我的诚挚之心，也希望陛下能斟酌事务的繁简，自行制定节制之规，不应过分谦让，以免耽误了重大的典礼。”
李世民回复说：“上天在幽深之处默默赞助，身处高位而不直接言辞，帝王则秉承天象，代替天神治理万物。由此可知，五行之精降临人间，彰显帝王的尊贵；九室之中垂挂典章，用来记载配享上天的大业。合宫的神符，在上古时代开创了宏大的规制；太室的总章，在中古时期树立了美好的典范。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化制度和节俭奢侈之风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天为中心，以人为极致，颁布政令，施行教化，其宗旨是一致的。
如今国家四方安定无忧，百姓和睦，年成丰收，正是制定规范、传承训诫的好时机。因此，应命令相关部门与礼官学士等人，考核以往的制度，详细讨论得失，务必依照典礼，建造明堂，以便将历代缺失的明堂制度，在今日得以实施。朕衷心敬仰，希望这一制度能永远流传给后世子孙。
关于明堂的制度，应命令各曹尚书以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监、秘书官、宏文馆学士等人共同详细商议。”
读书三件事：阅读，收藏，加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