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博士柳宣依据郑玄的观点，认为明堂应为五室。前内直丞孔志约呈上奏章，根据《大戴礼记》以及卢植、蔡邕等人的议论，认为应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丞薛文思等人，各自呈上了明堂的图样，众位儒者争论不休，意见各异。
李世民认为九室之议有理可依，于是命令相关部门详细确定明堂的形制大小、台阶高低以及辟雍的门阙等制度，务必遵循古代典制。
贞观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礼官学士们又详细讨论明堂的制度，但长时间未能确定。李世民于是拿出自己设计的九室图样，命令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减修改。
有关部门上奏认为李世民帝给出的图样中，明堂基座分为三层，每层基座各有十二个台阶，上层基座为方形，边长九雉，有八个角，高一尺；中层基座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层基座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层基座象征黄琮，为八角形，四面各有十二个台阶。他们请求按照皇帝给出的图样确定基座的高低，并建议按照周朝的制度将明堂的高度定为九尺，其方形基座的尺寸大约定为二百四十八尺，而中层和下层基座则建议不使用。
此外，明堂内部的每个房间都是三方筵的大小，开有四个门和八个窗。房间的圆形横梁直径二百九十一尺。按照季节在秋季大祭五帝时，每位帝神各居一室，但经过商议认为这样不方便。于是建议仿照两汉时期的做法，在秋季合祭时，所有帝神都集中在太室内。如果是四季迎接节气的祭祀，则各自在其方位的房间内进行。关于九室的布局，他们在增减明堂旧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讨论，决定采用三三相重的布局方式，太室位于中央，方六丈；四个角落的房间称为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分别位于太室的四面；青阳、明堂、总章、元堂等室各长六丈，以与太室相呼应；宽二丈四尺，以与左右房相呼应。房间之间都有通道相连，各宽一丈八尺。这九室以及通道都在堂上，总面积为一百四十四尺，符合坤卦的策数。
关于屋顶的形状和构造，他们认为之前的设计可能不太合适，建议根据郑玄、卢植等人的说法进行修改。他们提议将前梁作为横梁，其直径定为二百十六尺，以象征天干之象。在横梁下方设置圆柱，圆柱旁边延伸出九宫的形状，四个角落各伸出七尺，以象征天以七为纪。圆柱外的基座部分，由相关部门根据需要进行设计。每面基座外侧都留有一丈一尺的余地。内部房间各有四个门和八个窗，经过检查与古代制度相符，建议以此作为定制。门虽然设在外面，但只是装饰并不开启。明堂内部共有三十六根柱子，每根柱子上有十根横梁。内部有七个房间，从柱根到横梁的高度为三丈，从横梁到屋顶的高度为八十一尺，形成上圆下方的形状，飞檐符合规制。他们建议按照皇帝给出的图样进行定制，并将屋顶的形状改为四面斜坡的“四阿”形，同时增加重檐，并在屋顶上安装像太庙一样的鸱尾装饰。
关于明堂四面的颜色，他们建议根据《周礼》采用白色为主色调，因为白色代表盛大。同时，四面的颜色也应随其所在方位的颜色而变化，这一建议被应用于明堂的四壁和四门。
关于辟雍的设计。根据《大戴礼记》以及前代的记载，关于辟雍的描述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水的宽度和内径的具体尺寸。蔡邕说水的宽度为二十四丈，四周环绕在外。而《三辅黄图》中的描述与蔡邕相同，并且还提到水外有堤防。张衡的《东京赋》中也提到了用船只搭成桥梁的情景。另外，《礼记·明堂位》和《阴阳录》中记载说，水要向左旋转以象征天道。
经过商议，他们认为如果将水的宽度设为二十四丈可能过于宽阔，因此建议减少到二十四步，并根据需要测量外围的周长。同时，他们建议按照古代的制度用船只搭成桥梁，并在外围建造圆形的堤防，以符合水行左旋的规制。
关于明堂殿垣的设计，根据《三辅黄图》的描述，殿垣是方形的，位于水内，高度不会遮挡阳光。而殿门距离殿基有七十二步远。但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和陈列需求来看，这个距离可能过于狭窄。因此，他们建议根据太庙南门与庙基的距离来确定明堂四门与堂基的距离，并在四门处各设立三个门洞，在四个角落设置元阃（古代宫门的一种），并建造三重魏阙（古代宫门外的建筑）。
然而，在此之后，众位儒者对于明堂的制度仍然争论不休，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九室制和五室制都有各自的依据。于是李世民命令有关部门在观德殿前按照两种方案进行布置，并亲自与公卿们一同观看。李世民询问公卿们哪种方案更合适。工部尚书阎立德上奏说：“两种方案都有各自的典故作为依据，九室制似乎略显暗淡，而五室制则显得更为明亮。至于如何取舍，还需陛下圣裁。”李世民也认为五室制更为合适，但由于后续的制度尚未确定，因此明堂的建设暂时搁置。
明堂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之一，其形制不仅关乎建筑本身的设计和构造，更涉及到政治、文化、宗教等多个层面。因此，明堂形制的争论实际牵扯着政治局势、文化思潮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主张九室说的儒生认为，明堂作为天子布政之宫、祭祀宗庙之所、朝贺谒见之地，应该具有更为复杂和宏大的形制，以彰显天子的权威和地位；主张五室说的儒生则强调古制的权威性和传统性，认为明堂形制应遵循古制，不应随意更改。《考工记》中认为明堂应为五室，《礼记》中则认为明堂应该为九室，争议双方皆言之有理有据，谁也不能说服谁。
直到垂拱四年，武则天定为九室，在洛阳建成了明堂，号“万象神宫”，作为武则天的统治中心，用于布政、祭祀、朝贺、飨宴、讲学辩论等。这座明堂是唐代建筑技术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宫殿建设史中重视高层建筑的开端。
十月间，李世民于内苑之中，兴致勃勃地追逐野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见状，上前恳切劝谏道：“陛下，上天将华夷百姓托付于您，视您为他们的父母，您怎能如此轻忽自身安危呢？若是在追逐过程中，马匹不慎失足跌倒，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李世民听后，不以为然。执失思力深感忧虑，他毅然脱下头巾，解开衣带，双膝跪地，以极其坚决的态度请求李世民放弃此次追逐，言道：“陛下，请以国家社稷为重，勿再冒险行事。”
李世民望着执失思力那诚挚而坚定的眼神，心中不禁为之动容。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自身安危关乎国家稳定与百姓福祉，不可轻易涉险。于是，李世民最终放弃了追逐鹿群的念头，对执失思力道：“卿言甚是，朕当谨慎行事，不再轻忽。”
几天后，原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阿史那氏钵苾因病于并州去世，年仅二十九岁。
李世民得知消息后，在永安门为他举哀，并赐予丰厚的赠礼，又诏命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他撰写碑文。
十一月，举行朝议，李世民打算分封诸王。
魏征认为：“倘若陛下决意推行分封诸侯的旧制，那么诸位卿大夫必将依赖于各自的封邑俸禄来维持生计。如此一来，为了确保自身生活的富足，他们势必会加大对百姓的剥削力度，横征暴敛将不可避免，这无疑会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再者，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密集，而可用于耕种的土地资源却相对匮乏，因此赋税收入并不丰厚，国家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京畿以外的广大地区。若将这些地区悉数分封给诸侯，国家的经费来源将立即陷入枯竭之境。
此外，我们还需考虑到边境的安全问题。燕、秦、赵、代等地，地处边疆，与外族接壤，时有冲突发生。一旦边境告急，需要从内地调集兵力增援，若这些兵力分散于各个封国之中，难以迅速集结，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军事反应速度和战斗力。因此，从多个角度来看，分封诸侯之制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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