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侍郎李百药闻言，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陛下，一个国家的命运长短，实则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而非单纯依靠天命。尧、舜虽为圣明之君，却也无法永久地守护他们的天下；汉、魏的开国君主出身微贱，却能开创一番伟业，且外族亦未能轻易推翻他们的统治。这足以说明，国家的兴衰并非完全取决于君主的出身或圣明程度。
如今，若陛下贸然让皇亲国戚和功臣的子孙都拥有百姓和土地，封为国君，那么几代之后，这些封国国君很可能会因为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而丧失民心，甚至引发封国之间的战争和相互攻杀。届时，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将远超于今日。因此，臣以为，这种做法远不如现行的州县官员轮换制度更为稳妥和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书侍郎颜师古则说：“陛下，臣以为，不妨将皇子们分封为王，但封地不宜过大，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同时，在诸王的封地之间设立州县，让封国与州县交错而居，相互制约，相互支持。这样一来，诸王既能各自守卫自己的领地，又能同心协力辅佐朝廷。
为了加强对封国的管理和监督，朝廷应为诸王设置官员，这些官员皆由朝廷有关部门严格选拔任用。除法令规定之外，诸王不得擅自使用刑罚，以确保国家的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此外，朝贡和礼仪的具体规定也应详细制定成文，形成固定的制度和格式。一旦这一制度得以确立并严格执行，国家必将迎来长治久安的局面。”
朝议结束后，李世民下诏：“朕自登基以来，夙夜忧勤，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观我皇家宗室，人才辈出，或有血缘之亲，或有栋梁之才；又念及朝中功臣，或浴血奋战于疆场，或鞠躬尽瘁于朝堂，皆为我大唐之基石。故此，朕以为，应使此等宗室勋臣镇守四方，以固根本，并将此等封赏延绵子孙，世代不绝，以示朕之隆恩浩荡，亦彰显我大唐之兴盛不衰。
然封爵之制，需有章可循，不可滥施。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得轻授；而一旦受封，除非犯有重大过错，危及社稷，否则不得轻易罢免其封爵，以示朕之信守承诺，亦保功臣之后世安稳。
着有关部门即刻着手，秉持公正之心，明晰条例，详定封爵之等级，考量功绩与德才，确保封赏之公正合理。所定条例需详尽无遗，既体现朕之隆恩，亦不失国家之法制精神。待条例制定完备，即上报朝廷，以待朕之最后裁决，确保此制得以顺利实施，惠及子孙万代。”
初八，李世民召见杨恭仁说：“洛阳，地处中原腹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贞观二年，屈突通不幸辞世后，朕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以镇守此地。朕的子弟虽多，但才德兼备、堪当大任者却寥寥无几。因此，朕心中有一个想法，想要委托爱卿你前往洛阳，以你的威望与能力，定能保洛阳安稳。”
杨恭仁闻言，坚决地说：“陛下厚爱，臣感激不尽。但臣已年老多病，体力与精神皆难以支撑繁重政务。洛阳之责，臣恐难以承担。还请陛下另择贤能之臣，以保洛阳安稳。同时，臣斗胆请求致仕归乡，以度残年。”
李世民见其态度坚决，不再勉强，下《加杨恭仁特进诏》说：“朕闻尊重贤能、崇尚品德者，乃国家之栋梁、社稷之根本。高官厚禄，自当赐予那些功勋卓著、德才兼备之人。左光禄大夫、代理扬州大都督长史、观国公杨恭仁，见识高远、气度凝重端庄、风度平和简约。其才器堪比古代祭祀所用的瑚琏之器，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与威望。他历任官职皆留下显著政绩，历经艰难而操守不移、忠贞不渝。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内心淡泊名利、追求宁静淡泊的生活。如今他坚决请求担任闲职以安度晚年，言辞恳切、意志坚定难以改变。朕心甚慰亦甚感其诚。因此特命杨恭仁为‘特进’一职，并保留其原有的一切官职、勋位、爵位及食邑等封赏不变。同时准其归田养老、安享天伦之乐。”
十四日，利州都督武则天父亲武士彟等上表请求李世民泰山封禅。
李世民断然拒绝说：“回顾往昔，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群雄并起，各据一方，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朕挺身而出，提着三尺之剑，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历经数年艰苦卓绝的征战，终于平定了四海，使天下重归一统，这是朕凭借武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朕作为帝王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再看那突厥，他们曾强横不羁，部落纷争不断，世代更迭中充满了混乱与动荡。然而，在朕的治理下，他们逐渐臣服于我朝，穿上了我们的衣服，遵循着我们的礼仪，成为了我们忠实的臣子。更有那些远方的异国和不同的民族，他们纷纷来到中原，汇聚在鸿胪寺中，学习我们的文化，交流彼此的思想，这是我朝通过文教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也是我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体现。
突厥被击败后，其君臣皆成为俘虏。然而，朕并未因此对他们心生厌恶或轻视，反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他们，给予他们尊重和关怀。这种仁爱之道，不仅赢得了突厥人的感激和忠诚，更彰显了我朝的大国风范和人文关怀。
林邑国曾进贡能言之鸟，新罗国也献上了女乐。然而，朕深知这些异物和异乐虽珍贵，但远道而来必然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负担。因此，朕怜悯他们远离本土的艰辛，毅然决定让这些异物和异乐回归故里，这是朕重视本土、体恤民情的表现。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朕始终秉持着公正无私的原则。赏功罚罪，唯功与效，无论亲疏贵贱，一律依法行事。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不仅树立了朝廷的威信，更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同时，朕也注重信义的传承和弘扬，以诚信为本，以道义为立国之本。
朕说这些，并非为了自我夸耀或炫耀功绩。而是想借此机会证明圣人的教导并非徒然无用。正是这些圣人的智慧和教诲指引着朕前行，让朕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近年来，我朝粮食连年丰收，疾病也未大规模爆发，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按常理说，此时应该去名山祭谢天地以表感激之情。然而，朕深知战乱之后百姓和财物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国家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因此，朕一直担心劳民伤财而迟迟未行。”
十二月，朝议，康国请求归附唐朝。
李世民说：“往昔之帝王，多热衷于招抚地处遥远之国，以此彰显自身威德，博取降服远方的盛名。然则，此等做法实则毫无益处，反而徒增百姓之负担，使其深受其苦。朕自登基以来，一直以民为本，深知百姓之安危乃国家之根本，岂能为了一时之名，而置百姓于不顾？
今有康国遣使求附，此诚为外交之大事。然朕亦深知，若康国日后遭遇危急，按道义来讲，我朝自当伸出援手，不可坐视不理。但救援之路遥远且艰险，士兵们需行军万里，历经千辛万苦，方能抵达。试问，如此长途跋涉，士兵们岂能不感到疲惫？”
再者，战争之祸，首当其冲者，乃是百姓。若为了救援康国而大兴兵戈，必将导致国力空虚，百姓疲敝。此等以百姓之劳，博取虚名之事，朕岂能为之？朕自登基以来，一直以民为本，致力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故对于远国之归附，朕当审慎处之，以实利百姓为要。
因此，朕以为，对于康国之求附，我朝应持谨慎态度，既要彰显大国之威严与道义，又要兼顾百姓之利益与安危。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国家之长治久安、百姓之安居乐业。”于是李世民不接受康国的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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