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高云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回城去过年了。
不知是当了领导架子大了，还是对高云的出身有成见，杨莉莉的父亲见了高云是挺冷漠的。也难怪啊，人家现在是一县的领导之一，当初一个普通的人武部干事，没几年就当上了一县领导，运气好的不得了。平海本地没有驻军，人武部成了代表，运动一开始，人武部就受冲击了，后来大联合要成立县领导班子，按规定必须“工农兵”三结合、“老中青”兼顾、各派都要有份的，其他都好说，就是这个“兵”难找，人武部内本来没几个人，就算杨莉莉的父亲有文化又没得罪过人，于是阴差阳错的被大家认可进了班子。他现在很忙，对高云一家也有偏见，好在杨莉莉表现得非常热情。在她的心里，高云是个男子汉，身强体壮，敢做敢为，“英雄不问出身”，也许少女的初恋是最刻骨铭心的，所以杨莉莉一直把高云当成是自己的偶像，对高云的所作所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连户口也要迁到他同一个大队。
高云在寂寥中得到温存，在失落中获得抚慰，对杨莉莉的好感又加深了一点，但心底深处始终觉得她无法与志英比拟，无论相貌、身材、言谈、举止，都缺少一种女性应有的纤弱温柔。
高云的母亲却很现实的看待他俩的关系。她急切的希望自己的丈夫快点恢复工作，更不愿意儿子真的在农村干一杯（辈）子，一家人快点团聚。自女儿出嫁搬到市里去住后，丈夫去了“五七”农场，边改造边审查，她这种独自一个女人家的生活真的过不下去了。而这一切都需有人帮助和提携。放着现成的杨莉莉这条路不走，那就后悔莫及了。尽管也清楚杨莉莉不是盞省油的灯，怕不是一个好媳妇，但现在是“急病乱投医”，但求“治得眼前疮”，那怕“剜去心头肉”也在所不惜了。一个人在家过着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让一个弱女子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高云明白母亲的苦衷。自己刚到农村时的那种新鲜感早已荡然无存，对志英的那缕情丝也因名花有主而望洋兴叹，也想早点结束乡下这种非人的生活。尽管春节后还是去了乡下，但回城的次数明显增加了，对下乡学生的政策调整、对抽调当工人、推荐上大学、参军去当兵等等消息打探得更勤了。尽管杨莉莉的父亲对他有点那个，但杨莉莉对他还是不错的，看得出也在尽量帮他，要避开杨莉莉的父亲还是比较容易的，趁他上班了再去就行了，但高云有点顾忌，怕与杨莉莉二人单独相处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故总是借口忙啊累啊，来去匆匆。
春去冬来，年复一年，枯燥单调的农村生活每天这样重复着。虽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农村的面貌依旧。繁重的体力劳动，仅能填饱肚子的饭菜，肆虐的蚊虫，猪粪的臭味，弯腰驼背的老人，衣衫褴褛的小孩。这一切，让高云既感悲怆更添愁怀。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跳出龙（农）门？高云觉得自己像是在黑夜里跋涉的流浪客，摸索着走着，不知那是归途。杨莉莉几次传来好消息，说有什么机会了，可结果证明全是空欢喜一场。这也难怪，每年只有少数几个上调的名额，僧多粥少，像高云的人，一时也难以挨上。
陈亚东受不了那份苦回去了。上海对下乡学生也已经略为宽松了点，居委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把逃回城的往乡下赶，所以陈亚东在农闲时还经常在小队里混工分，一到农忙就称病躲到上海不敢来了。
苏志超得到了个美差，到大队的学校代课去了。大队小学里原来有一名公办老师和三名“赤脚老师”，这名公办老师的家在县城，所以是常住学校顺带看管学校，现在调到镇中心小学去了，学校没人看管。那三名“赤脚老师”都是本大队的人，有家有小的不能住在学校里。苏志超的父母托了点关系，大队领导衡量一下，相比之下青年人中也就他文化程度高一点，下乡的早，人也老实，又是本镇上的老乡，他的父母都是老熟人，该照顾了，这才轮到了他当上代课老师。
苏志超搬到学校后，整个四间知青房就只剩下高云孤单单的一个人。“进门一张铺，出门一把锁”，除了一只刺耳的喇叭，每日天刚发白就准时响起外，屋内再无一丝生机。在四只氨水甏上搁了张竹垫算作是床的，身子一动就吱吱嘎嘎的响个不停。这老鼠也越来越多了，一到夜里满屋乱窜，屋里没啥吃的就把蚊帐、衣服咬得都是洞；暗红色的赤练蛇也常在屋顶破旧的芦苇中游动，火红的蛇信子一伸一缩，高云虽已见多不怪了，知道这是捉老鼠的家蛇，是没有毒的，但每日与蛇同居一室，总有点疑惧和恶心。几年下来，这土坯洋瓦的小屋更加破旧不堪，冬天挡不住雪，夏天又吹不进风。满间的稻草散发着腐烂的气味，这是烧饭所必需的，堆在外面怕被雨淋湿了连饭也烧不了。
那一小块自留地，在志英的指点和帮助下，高云慢慢的也学着种点蔬菜，每日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一有空闲，就跟着郦玉林捉鱼捕虾，改善生活，也算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了。
到底是农村长大的，玉林带着高云在田野里乱转，总能搞出点名堂。春花田里的菜花蛇——当地人叫“扁担蛇”的，又大又粗，肉嫩汤鲜，味道绝对是一流的，皮还可以卖给供销社收购站；一般姑娘家都不敢吃也不让在家烧，志英也是同样。那天玉林逮住了条大蛇，有二米多长，剥了皮白白嫩嫩的拿到高云这里，整整煮了一大锅，同一小队的好几个要好的小伙子，就着黄酒吃了个酣畅淋漓。
下雷阵雨时产卵的鲫鱼会迎着冷水沟下泄的急水，拼命往上游，那冷水沟在谁家边上就算是谁家的，安上个“倒笼”，这倒笼是用竹子编的，一米左右长，鱼儿游进去之后就出不来的。一场雨下来能抓上好几斤鱼。但也总有些漏网的，在稻田里乱游。雨刚小一点，高云就跟在玉林身后去抓鱼，玉林只看那里有水花，下田去一抓肯定就一条，回家放上些青毛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豆”，烧上二碗，一家大小连带高云都吃了满嘴腥味。本地人根据豆粒大小，把蚕豆叫“大豆”，而把学名大豆的叫做毛豆。大豆和毛豆都是种在路边地旁，趁嫩的时候当蔬菜吃。
夏天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田里、沟里的泥鳅、田螺，天越热越好抓，都在田畈上、浅水处活动；晚上打个手电去照黄鳝，在灯光照射下黄鳝一动不动的任你用二片竹片做的“鳝夹”夹；河蟹也很多，不过比较难抓。玉林走在田埂上，东看看，西瞧瞧，田埂边上的洞里，有黄鳝，有河蟹，也可能里边躲着的是蛇。玉林总能知道的一清二楚，是蟹洞的，就扯上一大把杂草给堵上，外面再用烂泥封住，过几个小时来扒开，那蟹就乘乘的爬了出来；要是里边是黄鳝的话，玉林会用一根旧自行车上钢丝做的“鳝钩”，串上蚯蚓把黄鳝给钓出来。
高云很佩服玉林的这些本领，跟着时间长了，再加上玉林的指点，田埂上洞里是什么大体也能分辩个八九不离十了：泥上有一条一条痕迹的是蟹进出留下的“脚印”；洞口光滑的很的那是蛇的藏匿之地；洞口有点粗糙的里面躲的是黄鳝可能性要大。
高云本身是个好动的人，跟玉林一起捉田鸡（青蛙）、照黄蟮、摸蟹洞、钓甲鱼、偷“弯笼”；弯笼也是用竹子编的，比较小，编成二个竹筒成直角状，里边放上蚯蚓，引诱黄蟮、泥鳅游进去，同“倒笼”一样，黄蟮、泥鳅游进去后就出不来了。老鼠肉很精，黄鼠狼肉很香，都说猫肉是酸的，其实吃起来跟猪肉也差不离；都说猪崽很补的，高云也吃过，也感觉不到什么。这样的排遣活动消磨时光，日子过得倒也不很寂寞。
那年代，许多事说出来现在看来都搞笑的很。当时公社里除了十多个农业生产大队外，还有一个水产大队，就是由原来本公社范围内捉鱼捕虾的渔民组成的，他们一般都是江苏过来的，除了少部分上岸经商种田外，大部分还操持着原来的职业，一张小渔船就是一户人家。公社为他们集中盖了房，通了电，成立了水产大队，白天上船打鱼，晚上就住到渔民新村里。全公社无论是河里还是田里的水产动物全归他们管。所以农民要捉鱼捕虾是违法的，尽管这田是你生产队的，但田里的黄鳝、泥鳅是水产大队的，只有他们才有权捕捉。
本地人是很瞧不起这些外来渔民的，也难怪，地方优越感觉很强，历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话，叫“千搭万搭，外地人勿搭。”在本地人看来，那怕再穷也有个自己的窝，尽管是用稻草盖的草棚，也比吃住在船上、漂来荡去的那些外地人要强；再就是那些外地人总是成群结伙抱成团，打架又不要命的狠，那里像本地人凡事总得讲理，就算是理直气壮，也给对方留三分情面，不会赶尽杀绝。
本地人总是笑话外地人，喜欢用他们的生活来跟自己的生活比，心里总充满着优越感；就连他们说的方言，也是嘲弄的对象。曾有个故事，说二条船迎面而来，眼看要相撞了，那外地人拼命的喊“不好嘞！不好嘞！”，待到真的撞上了，却说“好嘞！”。还没撞上说“不好”，撞上了却说“好”，你说奇怪不奇怪？
渔民和农民时有冲突，像玉林和高云就常去偷渔民安在田里捉黄鳝、泥鳅的“弯笼”，而渔民看到农民的“弯笼”也是毫不客气的用镰刀给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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