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听着，也想起自已在农村时的种种痛楚，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两人说得投机，阿芳见火候已到，就把自己兄弟杨智勇的事给说了。高云听了，沉吟起来。你道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高云听张琳说过，外面对杨莉莉有点风言风语，高云原以为是为结婚前的旧事，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只想起有一次高云上班后发现忘带了手机，回家敲了半天门，杨莉莉才衣衫不整的出来开门，问她在干什么怎么这么慢，杨莉莉喃喃的说睡着了没听见。今天听阿芳再次提到杨智勇，联想到杨莉莉总是为杨智勇说好话，疑心顿起。
阿芳见高云突然沉默，蓦然惊觉起来，因为她在杨莉莉家里碰到过杨智勇的伙计阿宝。那天上午她无事去找杨莉莉，想一起出去逛街，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杨莉莉才出来，后面还跟着阿宝。杨莉莉当时说是给她送东西来的，阿芳知道兄弟正在托杨莉莉办事，但心里有点嘀咕，兄弟怎么不来而怎么是让阿宝呢？在这种事情上，女人总要精明细心些。
阿芳见高云不语，赶紧掉转话题，说起自己一个人又要开店又要带小孩的种种困难后说：“嘿，当初要是早点认识姐夫就好了，张胡军也不至于被判那么重。”
高云听了说：“那倒不一定，如果真的是他出手的，谁也帮不了的。”
阿芳叹了口说：“他说并不是他干的，也不知道真假，真是倒霉极了，就他会逞能，逞到山上去了。”
高云道：“不知他什么时候进去的？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还有多久可以出来？如果他在里面表现好的话，倒可以托人问问，如果有立功的表现还寻求减刑的。”
阿芳说：“他是在市那儿的，进去二年多了，差不多还有一年半就满了可以回家了。”
高云问道：“那还好，快了。市里的要好办些，我有认识的人，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不知他在里面过的还好不好？”
阿芳说：“那敢情好呀，就托你帮帮忙，让他早点儿回来，我倒还好，就是女儿还小，老是要找爸爸，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我是认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听说他在里面还可以，没人敢欺负他，还认了二个小兄弟，还是那个老脾气，喜欢做出头椽子。”
阿芳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去控望张胡军时的场景，市区城外西山半腰里掩映在绿荫中的一大片建筑。此地不仅寂静无声更有点肃杀的凛冽：枪刺闪着寒光，高墙电网，碉楼枪眼，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群建筑的内外。一条公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绕过山腰消失在岩石树丛后边；一条陡峭的石子路顺着山势直上直下的通往山下，这是通往山下的捷径。
再过一个多小时，又到了家属探视的时间了。山下，石子小路上影影绰绰的已经有人上来了，这是性急的家属，满怀着焦躁和痛苦，一步步向山里沉重走来。
一个孤单的女人在这群人中格外令人注意，苍白的脸，臃肿的羽绒衫，那散乱无神的眼光让姣好的脸庞暗黯然失色，疲惫的脚步明显流露出身心的痛苦。
随着人群，阿芳终于来到了大门口。乌黑的大门紧闭着，旁边是一扇小门，门边矗立着一个岗亭，里边一位持枪的哨兵，警惕而冷漠的注视着人群。门口二边各有一排平房，先来的人都拥到左侧的平房里。阿芳是第一次来这地方，全然不知该怎样开口，怎样办事，也就跟了过去。
进去一看，原来是个商店，正对门是一溜三、四个破旧的木柜台，柜内积满尘土的玻璃搁板上，陈列摆放着各种日用品，品种并不多，只限于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但生意兴隆，三、四个营业员正忙碌着招呼不过来。只见进来的那些人，都抢着买东西，像是不用花钱似的，买的最多的是方便面和矿泉水，不是几包几瓶的，而是几箱几箱的买。阿芳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了半天，但见那些买好东西的人有的抱着大箱小箱，有的拎着大包小包，全往监狱大门右边的平房里搬，这个平房只开了一个窗口，一个工作人员在里面，忙得头也不抬，这大包、小包、大箱、小箱的，都往这窗口里挤。那工作人员只是机械地问，是哪个区、室和姓名，然后胡乱地给这些箱包上涂写后，搁到一边。
一阵纷乱之后，终于到了探视时间了。二个人打开大门走了出来，一个年纪较大的，夹着一个硬皮本子。看见管教的出来了，原本嘈杂的大门口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二个，眼神里充满着期待。那年纪大的鹰袅股的眼神扫视着人群，随手打开夹子，手里拿了支笔，直着嗓子一边叫着名字，一边在本子上打勾，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人群中就有人大声答应“到”，或一个或二个，也有三、五同来的亲属，一起在他们面前排好队，并将手中的探视证交给那年轻些的。原本乱七八糟的人群，转眼间排成了一个整齐的队伍，等着管教带他们进门。名字念完后，就剩下阿芳一个人孤单的没有排进队。
年轻的带着队伍进门而去，年纪较大的站在排尾，盯着队伍中每个人的动静，阿芳一个人在门外站着，看着人就要走完了，又无人来理睬她，只得鼓起勇气走到那年长的面前说：“大叔，我想打听个人。麻烦您了。”
那人见是个年轻的女人，也就收起了那付横眉竖眼的嘴脸，和颜悦色的问：“你是谁的家属？有没有接到探视通知书？”
阿芳怯生生的说：“什么通知书呀？我没有通知书，我要找张胡军，不知他是不是在这里？”
“张胡军？哪个区室的？”
“我，我，我不知道。”
“哦，没探视证，就算知道，也不能进去！”
“他是刚来的不久的，让我进去看看吧？”阿芳苦苦哀求着。
那人想了想说：“哦，是刚来不久的平海县那个张胡军吗？”
阿芳哆嗦着说：“是的，就是平海的那个张胡军。”
“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我是他的老婆。”阿芳愣了一下回答道。
他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阿芳，说道：“他现在不能见，你回去吧。”
阿芳听了，眼汪汪的说：“求求你，让我进去看看吧。”
“他现在还没判刑，除了律师，谁也不能见的，你回去等通知书吧。”那人断然拒绝阿芳的要求，转身走了进去，随即“咣铛”一声关上了了大门。
孤独无助的阿芳强忍眼泪，望着紧闭的大门呆了半晌，除了哨兵凛然的目光，再也没一个人影，只得一个人蹒跚着往山下走，踽踽独行，心中无限苦处无处分说；回头看看哨兵的人影已模糊，腿一软，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坐在路边号啕大哭起来。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泪也干了，嗓子也哑了，却又大口大口的呕吐起来，直吐得翻江倒海似的全身轻飘飘的，扶着路边的山石慢慢的站起来，眼前直冒金星；踉踉跄跄的沿着石阶往下走，脚步虚浮，一个趔趄，人就顺着山道滚了下去。
等山上探监的人下来，才发现阿芳浑身是血，昏死在路边。
冰凉的一弯残月，高高的挂在半空，无情的寒光穿过玻璃窗照在医院的病床上，阿芳在医院里醒来，得知自己不但摔断了胳膊还小产了后，心里本已不堪承受的阿芳真的有点绝望了，要不是女儿在旁边哭泣，真是去死了的心也有。
后来第一正式探视是和兄弟杨智勇一起去的，以后一、二个月去一次，只盼着他能早日回来，而张胡军却很能适应看守所的生活，居然还认了二个小兄弟，一个眼镜，一个瘦猴。这二人人都比较单薄瘦小，难免被人欺负。张胡军看不惯就认为兄弟，别人从此倒也不敢过分了。
互相熟识后，有一天张胡军终于忍不住问起眼镜，为了啥事才进来的？眼镜犹豫了片刻，才有点哽咽的断断续续说起了自己获罪的缘由。
眼镜来自农村，用城里人的眼光来看，家庭比较贫困。父母靠种田维持着一家的生计，还要供他上大学。所以眼镜在学校里比起同学显得很寒碜，同宿舍的六个人中，有的有手机，有的有电脑，至不济的也有台游戏机，就他什么也没有。至于游戏机、MP3、CD机什么的，五花八门，有些是眼镜从未见到过的新玩意儿。只有他穿最廉价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周末也不敢与同学一起出去消费，就因为手头没有钱。
眼镜上的是所二级学院，读这样学校的人成绩一般都不好，多数是家里有钱的，胡乱的来这里混上几年拿个大学文凭；像眼镜这样在农村读书的人能考上大学也算是不错了。眼镜有点自卑，虽然羡慕同学的时尚，但自己条件所限，也不多想。大一就安安静静的过去了。大二时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日，同一宿舍的小李上街时手机被偷走了，他的手机是摩托罗拉的，值好几千元钱呢，可见他似乎并不当回事，骂了二声娘后，马上让家里给寄钱来又买了一部，就像弄丢了个塑料玩具那样轻松。事也凑巧，一个星期后，眼镜在足球场边的草地上拣到一部半新的三星手机，早就想要部手机的眼镜贪心一起，想同学都那么有钱，肯定不在乎这破手机的。想想又怕被人认出，就上旧货市场给换了部旧的诺基亚。放在身边提心吊胆了好一阵，没听到半点动静，才慢慢的拿出来用。开始时还怕别人疑心，谁知根本没人把他有个手机当会事，还讥笑他用个破手机还当作宝贝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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