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建民小时候，家里房子边上也有个菜园，里面种得最多的就是红薯。春天，大豆成熟收起后，江建民的母亲就重新翻整土地，把土耙成一垄一垄的，再买来红薯苗插入土中，浇上水盖上稻草，以后每天就浇些水，成活后再施上肥料，红薯藤就见天往上长，剪下长得长的枝条再扦插到其他空地上，整个菜园就全种上了红薯。
要问种那么多红薯干吗？现在年龄小的人确实是不懂了。在那个年代，红薯可是百姓的主食之一。那时农村田里种早、晚两季稻，晚稻米糯而粘，口感好，价格高；早稻米又称“尖米”，粘性、口感都差但胀性好，同样一碗米烧出来的饭要比晚稻米的要多，价格每斤在一元四分左右，比晚稻米要低二、三分钱。寻常百姓家通年只能吃点尖米，吃得起晚稻米的居民是不多的。江建民家里姐妹众多，父母虽都工作着有一定的收入，但也总是入不敷出。所以除了大寒天他父亲关照让大家晚上吃米饭外，平时只有中午能吃米饭，早、晚只能喝粥，就是这一日二顿粥。江建民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也总是发愁，众姐妹一日大于一日，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口也越来越重，配给的粮食总是不够，又没钱去买议价粮，所以一家人的温饱是他母亲最大的心事。
那时，家种的红薯就成了最主要的粮食补充来源了。江建民祖母在烧每顿饭时，总要蒸上一大盆红薯，让早已锇慌了的众姐妹先填填肚子。他母亲也总是变着法子，让吃腻了红薯的大家有点新鲜感：把红薯削了皮和饭一起煮成了红薯饭、把去皮红薯切块煮熟再加点糖精，那时糖是买不起的，只能用糖精代替，成了甜滋滋的红薯汤、把红薯切成丝加点盐和几点菜油就成了可口的油盐山薯当菜肴，再不，就把红薯切成条晒成红薯干或者煮熟后撒上芝麻做成红薯饼，种种花式，不一而足，总能把这粗粮做得尽可能好吃一点。
其实，对少儿时的江建民来说，吃生的红薯是最主要的零食，脆脆的、甜甜的，一口咬下去白白的乳汁星星点点的就冒出来；过了冬后水分少了点但糖度更高了。当然，最让人羡慕的就是烤红薯了，热乎乎外皮烤得又焦又黄，掰开之后滚烫喷香，那股甜甜的滋味让你不肯放手。要把红薯烤得好也得有点本事，选的个头要大小正好，太大了会不熟，太小了会全部烤焦；灶里留的余烬也需正好，光稻草灰或光柴禾灰都不好，也会不熟或过头。
烤红薯，那是江建民二哥的专利。每天早上起来后，他二哥会不失时机的在灶里煨上红薯，然后就把江建民从暧被窝中拖出来，要不，母亲回来会责备他的。兄弟俩匆忙吃口稀粥，就背上大竹筐，拿着锄头和镰刀，到学校操场或路边上削草皮，拿回家垫猪圈，猪榭也可买钱，这猪榭就是猪粪和填猪圈的稻草、草皮之类的东西，是作肥料用的。家里总是豢养着一头猪，当然不是现今人养的宠物，俗称“宝塔猪”，就是说要卖掉了它才有钱买新苗猪，每年过年的开销、上学的费用、人情客往的费用、向单位借的债全倚仗着它，若有可能，哥妹们还能做上一件新衣服，至于江建民，是当然轮不到的，谁让他上面还有二个哥哥呢，俗称：“老大新鲜老二旧，老三穿些破烂衣”。早上削草皮回来后，一股烤红薯的香味就已飘出来，但有时会被哥妹扒了去，如果他们起得早的话。但大多时是属于江建民的专利，二哥从不跟江建民争吃的。飘香的红薯，也是江建民能起得早、肯跟二哥去削草皮的动力，当然不去也是不行的。
家里养的那口猪，喂的主要是茶叶渣、红薯藤、菜叶和青草，江建民一天的任务就是再割一篮子青草。而二哥除了继续做家务，洗刷碗筷，生煤炉烧水，淘米洗菜做饭外，只要有空就出去割草。那时的青草可是珍贵之物，长在农田边上的野草，生产队里都有专人看管；家家户户都养着猪，也不能到人家的菜地里去割草。只能偷偷摸摸的去“偷”，也不知被人夺走了几次镰刀，踩扁了几个竹篮，挨了多少次的骂，被人告了多少次状。好在家里的菜园子还是可以的，全家浇水、浇肥不停的侍候着，红薯藤一长疯就可应付一阵子。收了红薯后，那坏的、碎的还有那红薯皮都成了猪的饲料，就连地里的红薯根、枯老的红薯藤也不轻易丢弃，要晒干后和干草一起轧成叫做“草糠”的粉，留着冬天喂猪。
虽说猪是杂食动物，但每天只吃些青草茶叶总不长膘，所以，一头猪总要喂上一年才勉强够“任务”，不到“任务”食品站是不收的。什么是“任务”呢？就是猪的重量和出肉率要达到标准。要达到“任务”的猪必须120斤以上，出肉率是凭食品站老师傅估的，尚可找人招呼、开后门，而份量却是实打实的，欠不得半两。猪跟人是一样的，吃得差，没营养，当然长不大，不像现在，喂三个月就可出栏了。所以卖猪时，先给猪改善伙食，稀饭喂的那猪肚子滚圆，还得请几个正劳力抬着猪拼命的往食品站赶，中途慢了那猪拉了几泡屎尿，怕就重量达不到“任务”了。
要说红薯真是全身是宝，人粮食不够，就用红薯填；人吃剩下的可作猪饲料。后来江建民到了县城读书，每次周六回家，祖母也总是早早地煮好一锅红薯，给他充饥解馋。下乡以后，江建民也分得了三分自留地，跟高云分得的地一样，也在新开河上，第一年也全都种上了红薯。那地是从新开河几米深的河底挖起来的，没有一点肥力，天一干，太阳一晒，这泥就象成粉末一样，很细的随风飞扬，老乡都叫它是“香灰泥”。但有一点好处，就是种出来的红薯外表光洁，含的水分少，蒸熟了又腻又甜，比其它任何田地里种出来的红薯都要好吃。只是施肥要勤，要不，就长不大。
冷风中，烤红薯的香味不住的飘来，江建民忍不住也买个尝尝。香味依然，但滋味却毫无，不知是烤的水平太差，还是这几年条件好了，吃多了鸡鸭鱼肉，胃口已经不在，再也找不到儿时的那种感觉。现在的酒席上，流行了上粗粮，玉米、红薯都堂而皇之的摆上了高档酒店的餐桌，江建民想，当大家钟情于这些粗粮时，有谁还记得，那年，那月，那红薯曾就是我们的命！？
回到家，江建民见素英有点气呼呼的，就问出了什么事？素英把遇见杨莉莉的事一说，江建民反面笑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性格，更何况鲁迅老先生早就告诫过：有的人‘人一阔，脸就变’，指的就是这种人。”
素英说：“还不怨你？是你上次说的，要想与高云拉拉关系把厂办起来，还让我有机会跟杨莉莉说说，让她在高云面前帮说几句，把他们单位里的车子定点过来维修？”
江建民满不在乎的说：“我也是说说而已，开修理厂八字还没一撇呢。开厂靠的是技术、服务和收费，有关系当然好，但我们也不全指望着那。这些年来，我们修摩托车还不是全凭着自己的信誉？”
素英听了，气渐渐消了：“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哼，要不是拍面碰到，我还懒得理她呢。”
江建民接口说道：“不错，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满逍遥自由的，心里踏实，何必生这份闲气。至于开汽修厂的事，有机会我去找一下高云，权在他手里，跟杨莉莉也没啥多说的，能帮最好，不能帮本来也不全靠他们。
再说高云这边仕途上正顺风满帆着，有人高兴，自然也就有人不高兴。高云在平海风风光光的着，哪知背后算计着他的人也多。有熟悉的同行，也有素不相识的人。那些中不了标的、捞不到工地甚至于被逐出建筑圈、建材圈、绿化圈的，无不如冬眠的毒蛇，窥测着方向，等待着时机，利益攸关下一有风吹草动，看热闹的、起哄的、无事生非的、趁火打劫的大有人在。高云现在是树大招风，各种举报接二连三，不过都是匿名的，主要是举报高云、郦玉林、杨智勇、陈亚东等，尤其陈亚东最为可疑，一个上海人居然抢了本地的工程。看到信的人读过笑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承接个工地难道还分本地外地？真是思想保守的紧。又没提供真凭实据，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听说”。举报的人还以为旧社会？将这些人叫进去，老虎橙、辣椒水一上就会全交待？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真是笑话。但举报的多了，也不得不调查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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