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课堂的情形就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老师要开会，有一堂课不能上，就要求同学们自习。并告诉大家一定要认真自觉，老师回来要检查的。
老师离开没多久，教室里就失去了宁静，同学们开始了小动作，有低声说话的，有玩“东南西北”的，有展示自己的稀罕物的，有互相开玩笑的，有看小人书的，总之很少有人认真自习。
“东南西北”是一种流行的折纸，小孩都会折，也都会玩儿。它有四个角，可插入四个手指，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配合着玩，各角的表面分别写上“东”“南”“西”“北”，里面的各面则写上不同词语，多数是贬义的，如“坏蛋”，少数是褒义的，如“好人”。玩儿的时候，先让别人选择翻动几下，然后就翻给你，看最后翻出的那面写的是什么。
翻的人知道每面写的是什么，会按照翻动次数要求选择不同的方向，以此控制结果。想给你好词就给好词，想给你坏词就给你坏词，就看想给你什么了。
郭福泰有一个宝贝，鼻烟壶大小，底面有一个小洞，往里面看，有一个“小人”，即一个人物画像。他让李长山、齐玉军看了里面的“小人”，两人都开了眼界。
这堂自习课，教室里乱糟糟的，没有老师镇着的孩子，像放了羊似的。
老师回来后，就有人起来告状。告状的多数是女生，因为女生班干部较多，她们也看不惯男生的乱象。
罪状多是谁不守纪律玩游戏了，谁大声说话了等，这些理由都是无可辩驳的。
傅玉洁告的状，却出乎齐玉军的意料。傅玉洁对老师说：“齐玉军给郭福泰取外号，叫双枪老太婆。”齐玉军听了，很委屈地看了傅玉洁一眼。傅玉洁却大义凛然地没有理会。
其实，这算不得外号。郭福泰的名字中的“泰”，与双枪老太婆的“太”同音，齐玉军家有《红岩》小人书，因此知道“双枪老太婆”，由此才戏称郭福泰为“双枪老太婆”，这类的事情在男孩中很普遍。
好在老师并没有批评具体的同学，只是让这些同学下次注意。
有一段时间，由于“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上课时是不讲课的，这时，为了保持课堂安静，老师就给学生念小人书。
老师不看或很少看小人书，所念的小人书同学们几乎都看过，并不新鲜，静静地听下去，既是对老师的尊重，也是打发时间。
有一天，老师念起了《敌后武工队》。
《敌后武工队》是长篇小说，当时卖有大书，篇幅很大，小人书自然内容也很多，分为6册，每册单独卖。至少男同学大都看过小人书，有的还看过大书。李长山他们这时已是三年级学生，有了《新华字典》，已能流畅地看大书。
老师不紧不慢地念着小人书，同学们坐在座位上有一搭无一搭地静静地听着。听着听着，李长山就觉得不对劲儿。原来，老师由于对此书不熟悉，估计也没听过收音机中的小说连播，把武工队员“贾正”，念成了“‘gǔ’正”。这也难怪，“贾”是多音字，既读“jiǎ”也读“gǔ”，当地又罕有姓贾的，念错了也不奇怪。但同学们知道读错了，听了总觉得别扭。这种情感很复杂，但肯定包含着老师不应该读错的成分。
出于礼貌，没有人指出老师的错误。
老师的心思也不在学生的反应上，只是按着计划，逐页读下去，直到下课铃声响起。
七
那时的小学生，也是要参加劳动的。为此，学校配属有一块田地，每年种些农作物，如蓖麻、红薯之类的。一来为学生提供劳动机会和场所，二来也有实际功能。当时油料缺乏，有时还让学生交一些油料作物原料，如蓖麻子、生瓜子，用于生产润滑油。种蓖麻可以应对这种要求。种红薯学校和老师也能得到些实惠。
种植这些作物都免不了田间除草。当时的农作物每年要进行三次除草，以防生长初期的作物被杂草抢走养分，发育不好。作物长壮了后，就不怕杂草抢养分了，此时就无须除草了。当时少有化肥，田里用的肥料都是农家肥，包括人粪尿、养猪的圈肥等，它们肥分低，很宝贵，因此除草很重要。
农场和生产队除草是用锄头锄，因为他们地多，不用农具，就干不完活。学校地少，老师学生又多，就不需要锄头了，每班分配一块，用手拔草。
应该说，拔草任务不重，半天就完成了，但需要蹲着拔，时间一长，就腰酸腿疼了。这时，老师就让学生们歇一会儿，以恢复精力，如同农人“歇气”一样。
比起挖沟来，除草就是小意思。有一年，要在这块地旁边挖一条排水沟，给每班分定了任务段，参加这次劳动的是三年级及以上的同学，一二年级不参加，因为劳动强度大。
每班要挖的地段虽然不长，约十米，看似容易完成，但开挖以后，就知道什么叫累了。（感谢有你,不离不弃。感谢有你，敝帚肯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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