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次，学校里老师叫我去学校一趟，原因是因为项英在学校里和别人打架。我去了之后，还没等老师说话，一个耳光打在了项英的脸上，他既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老师赶忙拦住我，说项英和学校里的混混走的很近，最近在男厕所里和别人打架，用眼镜片把一个孩子的脖子割伤了，流了很多血，现在还在医院。校领导很生气，有开除项英的势头。听到这里，我说我会努力挽回一切，请求不要开除项英。为此我跑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孩子，受伤的孩子姓马，白白胖胖的，他的父母一看就不是普通家庭，我去了后，他们开口就要一万赔偿，我们一家一年的收入也没这么多。为了要他们的谅解，那天在医院，我拖着一条残腿求他们，那个男人说道歉可以，得跪下。那天我拉着项英，两人跪在了马氏的面前求他们一家谅解。
跪下去的那一刻，冰冷的医院地砖硌着我的膝盖，那条残腿更是钻心地疼。我能感觉到被我死死攥着胳膊的项英，身体绷得像块石头，僵硬得没有一丝活气。他低垂着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到他紧咬的下颌骨线条，像刀刻出来的一样。他自始至终没有挣扎，也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屈辱地哭喊，只是沉默地承受着我的拉扯，承受着对面那家人鄙夷的目光和小胖子带着优越感的眼神。我的脊梁骨仿佛被那目光一寸寸压弯、碾碎，连同作为一个父亲最后的尊严，都化成了地上冰冷的尘灰。我嘴里说着最卑微的恳求，心里却像被滚油泼过。
这一跪后，项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
从医院出来，天阴沉得厉害，仿佛随时要塌下来。我瘸着腿在前面走，项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影子，隔着几步远的距离跟在后面。空气粘稠得令人窒息，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般的血腥味——不是医院里的消毒水味，而是心被生生剜开流出的味道。我想回头看看他，想解释些什么，哪怕只是叫一声他的名字，喉咙却像是被那无形的屈辱死死堵住，一个字也挤不出来。他呢？他的沉默比任何咆哮都更锋利，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割锯着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回到家里，气氛更是降到了冰点。他妈想问，看到我们俩的脸色，尤其是项英那空洞得吓人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下无声的叹息和偷偷抹去的眼泪。项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连三天，除了上厕所，几乎不出来。送进去的饭，常常是原封不动地又端出来。
学校那边，因为那一跪和我的五千块钱拿到了“赔偿”后签下的谅解书，项英没有被开除，但记了大过，留校察看。然而，这用尊严和血汗钱换来的“留下”，对项英来说，似乎比开除更难以忍受。
他不再去学校了。无论他妈怎么哭求，我怎么暴怒地砸门，他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无声地对抗着整个世界。他不再是那个偶尔顶嘴、叛逆的少年，他成了一座彻底封闭的孤岛，拒绝任何靠近的船只。那扇紧闭的房门，成了横亘在我们父子之间，比之前任何一次争吵都更难以逾越的天堑。
家里的兴旺仿佛成了一种讽刺。猪圈里的猪仔欢快地哼叫着长膘，牛羊在圈里悠闲地反刍，仓房里堆满了粮食。可这富足之下，却笼罩着驱不散的阴霾。项英的辍学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这个家喘不过气。小雨周末回来，看到家里的情形，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对哥哥的担忧，她试图和项英说话，得到的也只是隔着门板的死寂。她看向我的眼神，复杂得让我不敢直视，那里面有埋怨，有不解，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远——那场医院里的下跪，不仅击垮了项英，也彻底重塑了这个家。
我宁愿在猪圈里多待几个小时，闻着浓重的饲料和粪便的气味，听着牲畜的喧嚣，也不愿踏入那死寂的堂屋。那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绝望的沉默，项英的存在本身，就像一道无声的控诉，时时刻刻提醒着我那一跪的代价。我甚至不敢再看他。偶尔在院子里撞见，他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眼神里没有任何光亮，只有一片冰冷的荒芜，仿佛灵魂早已抽离。他会像避开什么脏东西一样，迅速移开视线，或者干脆转身走开。
那条残腿，在阴雨天疼得更厉害了，像无数根针在骨头缝里扎。但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我常常在深夜惊醒，黑暗中，医院里那冰冷的地砖、小胖子父母居高临下的脸、还有项英那绷紧得像石头一样的身体和空洞的眼神，一遍遍在眼前回放。我为了他好，我倾尽所有想保住他的前程，最后却亲手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也彻底斩断了我们之间那早已脆弱不堪的父子情分。我守着这越来越殷实的家业，却感觉像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项英用他彻底的沉默，宣判了我的错误，也宣告了我们关系的死亡。那无声的抗拒，比任何刀剑都更能刺穿一个父亲的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跪之后，有些东西，是再也无法修补了。我失去了我的儿子，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