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失败、孤立和艰苦生活，让许多厌倦了战争的官兵开始动摇。波尔布特那套僵化的理论和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失去了往日的蛊惑力。更重要的是，波尔布特的多疑和残酷并未因失败而收敛，他依然不断地清洗内部‘异己’，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和不满。”
“一九九六年，红色高棉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裂。波尔布特的副手、长期负责外交事务的英萨利（也是波尔布特的连襟），率领数千名士兵向洪森政府投诚，换取了赦免。这次分裂，极大地削弱了红色高棉的力量，也沉重打击了波尔布特的权威。”
画面上出现了英萨利率部投诚的新闻片段。
“在剩余的核心领导层中，一个更加残暴、更加务实（或者说更加野心勃勃）的人物开始脱颖而出，逐渐掌控了红色高棉的实际军事权力。他就是塔莫克，因为其在掌管西南大区期间的残酷屠杀而被称为‘屠夫’。”
画面上出现了塔莫克的照片，一个独腿（据说是踩到地雷炸的），面容凶悍的老人。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暴戾之气。
“塔莫克对波尔布特的领导越来越不满，认为是他僵化的政策和无休止的清洗导致了组织的衰落。他开始暗中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取而代之。”
“波尔布特，这位曾经让整个国家战栗的最高领袖，此刻发现，自己亲手建立的、依靠恐惧和猜忌维系的权力体系，正在反噬自身。他的权威日渐衰落，命令不再畅通无阻，身边围绕的，只剩下少数几个同样孤立和恐惧的核心人物。”
上海明家。
明楼看着这熟悉的权力更迭戏码，眼神平静无波。他对阿诚说道：“你看，权力的顶峰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外部压力减弱，内部矛盾就会凸显。波尔布特依靠清洗来维持权力，最终也必然会被更强大的清洗者所取代。塔莫克这样的人，本身就是那个残酷体系筛选出来的产物，他更懂得丛林法则，更冷酷，也更实际。”
天津站。
余则成也在观察着这权力天平的倾斜。他想：“众叛亲离，大势已去。波尔布特的时代，看来真的要结束了。只是不知道，取代他的‘屠夫’，又会带来什么？”他深知，在这样的组织内部，权力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更加残酷的血腥。他关注着每一个细节，试图理解权力运作的冷酷规律，这对他的潜伏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光幕上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一个戏剧性的节点。
旁白声音带着一丝历史的嘲讽：“一九九七年六月，一场内部火并最终点燃了导火索。波尔布特怀疑他多年的战友、国防部长宋成图谋叛变（可能与政府和谈），下令将其全家（包括妇女和儿童）残忍杀害。”
画面中闪过宋成及其家人的照片，以及暗示屠杀现场的惨状。
“这一暴行，震惊了红色高棉内部仅存的高层。塔莫克抓住了这个机会，以‘波尔布特背叛革命、残杀同志’为名，迅速采取行动。”
“几天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波尔布特，被他自己的部下——以塔莫克为首的强硬派军官逮捕。这位让数百万人死亡、让整个国家陷入深渊的‘一号大哥’，就这样戏剧性地沦为了阶下囚。”
画面上，出现了几张模糊的、据称是波尔布特被捕时的照片。他看起来苍老、憔悴，失去了往日的威严。
“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并试图与波尔布特的罪行切割，塔莫克决定组织一场对波尔布特的‘公审’。”
光幕上，呈现了一段粗糙的、在丛林深处拍摄的录像片段。这是那场所谓的“公审”现场。
地点似乎是一个简陋的露天会场，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士兵，气氛紧张而诡异。波尔布特被带到会场中央，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衬衫，头发花白稀疏，面容枯槁，眼神呆滞而空洞，完全没有了昔日“伟大领袖”的影子，只是一个虚弱而衰老的囚徒。他被按坐在一把椅子上。
塔莫克站在旁边，用洪亮而愤怒的声音宣读着对波尔布特的“控诉”，列举他“背叛革命”、“分裂组织”、“残杀同志”等罪状（但绝口不提大屠杀和反人类罪行）。周围的士兵和干部则群情激愤地呼喊着口号。
整个“审判”过程极其简陋，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一场清除异己、巩固新权力核心的仪式。没有律师，没有辩护，只有单方面的控诉和预设的结局。
最终，这场象征性的“公审”判处波尔布特终身监禁（实际上是软禁在塔莫克的控制之下）。
光幕前的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心情复杂。
独立团驻地。
李云龙撇了撇嘴：“哼，狗咬狗，一嘴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叫塔莫克的，也不是啥善茬。不过，看着波尔布特这老东西落到这步田地，俺心里多少还是痛快点！”但他随即又觉得不解气，“就判个终身监禁？关起来好吃好喝养着？这太便宜他了！按俺说，就该拉出去枪毙！不！得用机关枪把他打成筛子！”
赵刚看着苍老衰弱的波尔布特，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了“恶有恶报”这句古话，波尔布特最终被自己最信任的部下背叛和审判，似乎是某种天道循环。但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这场“审判”的虚伪和局限性。“这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审判，只是一场权力斗争的表演。他们回避了红色高棉最核心的罪行——对人民的大屠杀和反人类罪。这只是内部清算，是为了让塔莫克更好地掌控权力，而不是为了给死难的百万冤魂一个交代。”他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正义似乎以一种扭曲和不彻底的方式降临了。
天津站。
余则成冷静地分析着：“这是典型的清除前任、巩固自身合法性的手段。通过审判波尔布特，塔莫克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拨乱反正的角色，并将组织的罪责都推到波尔布特一个人身上。但这种切割是徒劳的，他们都是那个罪恶体系的一部分。”他也注意到，这场审判的潦草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波尔布特并未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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