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庄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李秀英站在公婆家的院门前，胸前绑着未满周岁的我，手里牵着六岁的陈小军。她腾不出手敲门，只好用脚尖轻轻踢了下斑驳的木门板。
“谁啊？“婆婆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像一把生锈的剪刀。
“娘，是我，秀英。“母亲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门开了一条缝，婆婆的脸出现在阴影里。我后来从哥哥口中知道，那张脸上先是惊讶，然后是嫌恶，最后凝固成一种冰冷的客气。
“哟，败家媳妇回来了。“婆婆侧身让我们进去，眼睛却盯着母亲身后，“大山呢？“
堂屋里，公公蹲在条凳上抽旱烟，连眼皮都没抬。煤油灯的光晕照出地上三个单薄的影子——我们母子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尿素袋子，一个搪瓷盆，一卷铺盖。
“鱼塘呢？“公公突然开口，烟袋锅在凳腿上敲得梆梆响。
母亲把睡着的我往上托了托：“没了。“
“钱呢？“
“治病花了。“
“啥病值两千块钱？“婆婆尖利的声音刺破屋顶，“够买两头牛了！“
哥哥后来告诉我，那一刻母亲突然挺直了背。这个在新疆戈壁滩上追着父亲跑的女人，这个在三天三夜火车上没掉一滴泪的女人，声音突然变得无比清晰：“救你孙子的命。“
堂屋陷入死寂。公公的烟袋锅不再敲了，婆婆张着嘴像条搁浅的鱼。最后是哥哥肚子里的咕噜声打破了沉默。
婆婆转身进了厨房，端出半碗剩糊糊：“灶房后面猪圈收拾出来了，你们先住着。“
那晚，我们母子三人睡在曾经养过猪的矮棚里。母亲用旧报纸糊墙，捡来砖头垒了个简易灶台。她把我放在铺盖上，摸黑去井边打水。哥哥说，月光透过棚顶的裂缝照进来，像撒了一地盐巴。
“妈，咱为啥要住猪圈？“六岁的哥哥问出了这个残忍的问题。
母亲打水的手顿了一下：“因为……“她的声音突然轻快起来，“因为猪圈暖和啊，冬天猪都不怕冷。“
哥哥没再问，但他知道真正的原因——我们家的牛没了。
母亲结婚时，娘家出了两头牛作嫁妆，还叫了十几个壮劳力，帮着盖了三间砖瓦房。可公公婆婆一直住着父亲名下的老宅，而母亲的新房，他们从不肯踏进一步。
“你娘家的牛，早晚是陈家的。“公公当年冷笑着说，“你一个女人，要牛做什么？“
父亲站在一旁，闷头抽烟，一句话都没说。
后来，那两头牛被牵去了大伯和二伯家。母亲没争，她知道争不过。
而现在，我们从XJ回来，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去了自家地里。三年无人打理的田地长满杂草，但底下还埋着希望。她借了邻居的锄头，一垄一垄地翻土。太阳升到头顶时，她已经汗湿了后背，手掌磨出好几个血泡。
“秀英啊，这么拼干啥？“路过的村妇站在田埂上问，“等你男人回来再干呗。“
母亲抹了把脸上的汗：“孩子等不得。“
中午回家喂过我后，母亲又去河边割芦苇。她打算编些席子去集市上卖。哥哥放学回来，看见她手指被苇叶割得全是血口子，却还在不停地编。
“妈，你歇会儿。“哥哥红着眼睛说。
母亲摇摇头：“再编两张，明天赶集卖了，给你和小阳买点肉。“
那天晚上，母亲带回一小块猪油和半斤杂面。她的手抖得拿不住筷子，却坚持给哥哥炒了碗油渣面。金黄的油渣在锅里滋滋响时，哥哥说他听见母亲肚子里传来同样的咕噜声。
“妈，你也吃。“哥哥把面往母亲那边推。
母亲摇摇头：“妈在集上吃过了。“她转身去喂我米汤时，哥哥看见她偷偷舔了舔沾着油香的拇指。
公婆的态度在半个月后更加恶劣。那天母亲从地里回来，发现我们的铺盖被扔在猪圈外，上面沾着鸡粪。
“村里人说闲话了，“婆婆站在院子里，声音尖得像指甲刮锅底，“说我们老陈家虐待媳妇。“
母亲默默捡起铺盖，拍打上面的鸡粪：“娘，我明天就去申请宅基地。“
“就你？“公公冷笑，“你知道现在批块地多难？“
确实很难。九十年代中期的河南农村，宅基地比金子还金贵。母亲跑了三趟村委会，干部们不是推说没指标，就是暗示要送礼。最后是村里的老支书看不过去，指了村西头一块荒地给她。
“那儿地势低，一下雨就淹。“老支书叹着气说，“你要是不嫌……“
母亲当场就给老支书跪下了。这个在XJ被人骗光鱼塘都没低头的女人，此刻额头抵着村委会的水泥地，砸出一声闷响。
有了地，还得有材料。母亲每天干完农活，就拉着板车到处捡废砖。村里谁家拆房子，她第一个跑去帮忙，只为要些旧砖瓦。哥哥放学后也帮着捡，有次被碎玻璃划破了脚，却咬着牙说不疼。
我们的“房子“盖了整整三个月。墙是碎砖垒的，屋顶是秸秆铺的，窗户是塑料布钉的。搬进去那天，母亲破天荒买了半斤肉，包了顿饺子。饺子馅里菜多肉少，但哥哥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的一顿。
“咱有家了。“母亲把第一个饺子夹给哥哥时，眼睛里闪着光。
但村里的闲言碎语并没停止。有人说母亲“克夫“，不然怎么男人不回来；有人说我在XJ生的，说不定是野种；更有甚者，说母亲“没本事，连牛都守不住“。这些话像毒蛇，悄悄钻进哥哥的耳朵。
“妈，他们说你……“哥哥有次放学回来，眼睛红得像兔子。
母亲正在补我的裤子，针线在她手里飞快穿梭：“说什么？“
“说你是……败家媳妇。“哥哥说不下去了。
针尖突然扎破母亲的手指。她看着那滴血珠，突然笑了：“小军，你知道戈壁滩上的风有多大吗？“
哥哥愣住了。
“能把人吹跑的风，“母亲继续缝补，“你爸抱着你弟弟，硬是跑了三个小时。“她把补好的裤子抖开，“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想把你吹跑的风。挺住了，就是赢家。“
第二天，母亲照样去地里干活。她抬头挺胸地走过议论纷纷的人群，像棵沙漠里的胡杨树。
最困难的是我两岁那年冬天。一场大雪压垮了我们的秸秆屋顶，母亲连夜修补时着了凉，高烧到四十度。但第二天她依然天不亮就起床，因为要去集上卖编好的苇席。
“妈，你别去了。“哥哥拽着母亲的衣角。
母亲摸摸他的头：“快过年了，得给你和小阳做身新衣裳。“
那天晚上，母亲带回两块蓝布和一包棉花。她烧得满脸通红，却坚持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缝棉袄。针脚歪歪扭扭的，但足够暖和。大年初一，当我和哥哥穿着新棉袄出现在村里时，那些说闲话的人都闭上了嘴——他们认得那布料，是母亲卖了陪嫁的银镯子换来的。
开春后，母亲在屋前屋后种满了菜，还赊了两头小猪崽。她每天除了干农活，又多了一项活计——打猪草。有次她背着一大筐猪草回来，看见我被村里孩子欺负，他们往我身上扔泥巴，骂我是“XJ野种“。
母亲放下筐子，却没有立即冲过来保护我。她站在远处，等我哭着自己爬起来，才走过来帮我拍打身上的泥。
“小阳，“她指着地里的菜苗说，“知道为啥杂草长得比菜快吗？“
我摇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因为杂草只想现在活着，“母亲擦掉我的眼泪，“菜苗想的却是开花结果。“
这句话对一个三岁孩子来说太深奥。但当我长大后考上大学，站在领奖台上时，突然明白了母亲当年的意思——有些人像杂草，只会欺负弱者；而我们要像菜苗，把根扎深，向着阳光生长。
母亲就这样在陈家庄扎下了根。她用五年时间还清了所有债务，用十年时间把草房翻建成瓦房。父亲后来回来了，带着满身伤病和愧疚，但母亲没有一句埋怨。她只是添了副碗筷，然后继续埋头干活，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如今我每次回老家，总要去看看那个早已废弃的猪圈。棚顶的裂缝还在，漏下的阳光依然像撒了一地盐巴。母亲当年用报纸糊的墙，现在还能依稀看见“XJ建设兵团“的字样——那是她从火车上捡来的报纸，是她对那段戈壁滩记忆的最后保留。
有时我会想，是什么支撑母亲熬过那些年？是戈壁滩上父亲奔跑的背影？是火车上陌生人给的红薯？还是她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倔劲？
答案也许就藏在那间猪圈斑驳的墙上——母亲当年用烧焦的树枝写下的四个歪歪扭扭的字：
“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