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接着读：“白起为秦国平定赵国，却被秦昭王所杀；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终被汉景帝诛杀；文种设计策略灭掉吴国，却反被越王杀害；伍子胥竭尽全力为国家效力，最终却遭遇赐剑自刎的灾祸。这些都是君主的过错，而不是臣子的罪行。至于像赵高、韩信、黥布、陈豨这类人，他们是自己招来了灾祸，并非君主滥施刑罚。汉高祖在保存功臣方面有所缺失，而光武帝则在选拔将领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臣子安定君王的国家社稷，君王却将臣子置于危亡之地，这哪里是相互酬报的道理呢？如果君王肆意发怒，那么朝廷和战场都会感到战栗；如果君王留心宽恕，那么法令又可能无法执行。百姓快乐则官员辛苦，官员快乐则百姓劳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边疆是国家的枝叶，京畿是国家的根本。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应当使国家的根本稳固、枝叶繁茂，把重任托付给朝廷内的宰相，但像伊尹、傅说这样的贤相，人们很难遇到；至于镇守冰冻的要塞，守卫飞雪覆盖的边疆，像魏尚、李牧这样的良将，在当今也是罕见的。派遣人员去远方安抚，则会因为眷恋而不忍心离别；怜悯而不派遣，则边疆的枝叶就会凋零。因此，朕早晚都小心翼翼，从未忘记这件事，君王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臣子呢。《易经》说：‘书写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现在朕只简略地陈述大概，以表达我内心的想法。古语说：‘劳动者一定会歌唱他们所做的事。’朕并不是故意用繁琐的文笔来显示文采，只是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随便写下心中的感受，希望远方和后世的贤者们能看到，并不会嘲笑朕。”
群臣听后皆击笏称赞。
十一日，房玄龄呈上《玉玺议》《玉牒议》《蜡祭议》《设告至坛议》等文，并对李世民说：“陛下，您既然登上大宝，很多事务应当革故鼎新，这些都是臣近些日子所作，希望能对陛下有所帮助。”
李世民看后，大喜，说：“事无巨细者，房玄龄也。”
于是，李世民下诏房玄龄所定礼仪规范全部照准。
十二日，豫章公主母亲因生产豫章公主而难产致死，长孙皇后决定亲自抚养豫章公主，并视如己出。因为豫章公主自幼被长孙皇后抚养长大，所以豫章公主也视长孙皇后如同亲生母亲。后来长孙皇后葬礼上，豫章公主以亲生女儿的礼制为长孙皇后服丧。李世民对于豫章公主的孝顺也看在眼里，对待豫章公主也视如嫡出。
十七日，李艺假称奉密敕，从泾州出发，带兵入朝。豳州治中赵慈皓不察之下，打开城门，放李艺进入豳州。
李艺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李世民的掌握之中，从他结交李建成的时候开始，李世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
“陛下，燕郡王李艺谋反，已经占领了豳州！”兵部尚书杜如晦说。
听闻李艺造反，李世民说：“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出列！”
二人急忙起身来到殿中。
“命你二人带兵讨伐李艺！”
“臣等领旨！”二人快步出殿，准备出征。
听闻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前来平定李艺叛乱，赵慈皓才明白原来李艺假传圣旨，于是，赵慈皓准备将功赎罪，立即与统军杨岌商议。
赵慈皓说：“我不察之下，放李艺过了豳州，今天，我得知了李艺谋反的消息，我自知自己铸下大错，罪不可恕，然我想将功折罪，弥补过错，希望你能和我同心协力。”
杨岌说：“我们受小人蒙骗才犯下大错，我想陛下一定不会怪罪，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好好谋划，捉拿李艺。”
二人商议好后，准备找机会诛除李艺，不料事泄，赵慈皓被捉，李艺坚守豳州，杨岌只得孤身起兵攻打李艺。
当杨岌发兵攻打李艺后，李艺部众一脸错愕，心想：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就在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杨岌疾驰进入阵中，高声道：“李艺谋反，陛下已经派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前来平叛，尔等都想给李艺陪葬吗？”
天节兵听后，这才发现，原来李艺乃矫诏发兵，自己怎么能和李艺一同谋反呢？于是，李艺部下立即四散逃跑，李艺见军心大乱，急忙向北奔向突厥，行至宁州时，部下杀死李艺向唐军投降，其妻孟氏、巫婆李氏也被诛杀，李世民下诏收回赐姓，还其罗姓。罗艺之弟利州都督罗寿受其连累，也被处死。
赵慈皓忠心耿耿、威武不屈，李世民任命其为巴州刺史；杨岌平叛有功，兼任豳州治中。
利州都督罗寿死后，李世民任命义安郡王李孝常为利州都督。李孝常原为李建成党羽，虽在唐初立有大功，然自从隋末将永丰仓献给李渊外，未立新功，加上罗艺之死，令其担忧王位不保，于是也开始暗中积极谋划反叛。
与此同时，杨表上奏称检校右武侯大将军刘师立与罗艺是好友，刘师立自称眼中有赤光，身体有非凡之相，并且与某些预言和征兆相符，请求李世民处罚他。
李世民听后，一怒之下剥夺了刘师立官职，将其贬为庶人。不久之后，李世民召见他说：“你真的打算谋反吗？”
刘师立非常惶恐，跪倒在地回答道：“臣在隋朝任职时，职位不过七品，才能平庸低下，从不敢妄图非分之富贵。承蒙陛下异常厚爱，臣曾以性命许国。如今陛下功成业就，臣也得以位至将军。臣自我反省，实在已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和应得的地位。臣是什么人，怎敢妄言谋反？”
李世民笑着说：“朕知道你不会这样，这是杨表的妄言罢了，你不要放在心上。”于是赐给刘师立六十匹帛，又任命他为检校岐州都督。
罗寿被杀后，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等人觉得罗艺之弟之死，属实冤枉，罗寿在利州，罗艺在泾州，二人也并未联络一起造反，然罗艺造反，按《武德律》又确实需要连坐，于是，几人找到李世民，为罗寿叫屈。
魏征说：“唐刚刚建立时，各地暴乱不断，采用严刑峻法能够制止一些人作乱，但如今天下太平了，再用严刑峻法恐怕不合时宜了，《武德律》中严刑峻法颇多，如族刑、连坐的范围实在太广，比如罗艺和罗寿，兄弟二人平时并不交往，然罗艺谋反，罗寿却遭受了无妄之灾，这恐怕是不公平的，希望陛下专尚仁义，慎刑恤典，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少用斩刑等极刑。”
李世民觉得魏征说的很对，于是，命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陈叔达、裴弘献、戴胄等人俢撰《贞观律》。
后《贞观律》历经十年，于贞观十一年正月完成并颁布。
《贞观律》分为十二卷，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种。笞刑有五条，从笞十到笞五十；杖刑有五条，从杖六十到杖一百；徒刑有五条，从徒刑一年开始，每加半年，至徒刑三年；流刑有三条，从流二千里开始，每加五百里，至流三千里；死刑有两条，分别是绞和斩。总计二十等。
此外，还有议、请、减、赎、当、免等六种特别规定。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符合八议条件的人犯死罪时，需列出所犯罪行及应议的理由，上奏请议，由皇帝裁决；流罪以下的，减一等处罚。若官爵在五品以上，以及皇太子妃大功以上的亲属，符合议亲条件的，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的，也减一等处罚。若七品以上官员及符合请罪条件的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子孙犯流罪以下的，各减一等处罚。符合议、减条件的九品以上官员，若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孙犯流罪以下的，可以赎刑。赎刑的方法是：笞十赎铜一斤，每加一等，加铜一斤，至杖一百，则赎铜十斤；杖刑以上，每加一等，加铜十斤，至徒刑一年，赎铜二十斤，徒刑三年，赎铜六十斤；流二千里，赎铜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赎铜九十斤，流三千里，赎铜一百二十斤。
又规定可以以官爵当罪。以官爵当徒刑的，五品以上官员犯私罪，一官当徒刑二年，九品以上官员，一官当徒刑一年。若犯公罪，则各加一年。以官爵当流刑的，三流同比徒刑四年。同时，解除现任官职，除名者比徒刑三年，免官者比徒刑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刑一年。
又有十恶之条，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者，不得适用议、请、减之例。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的，也允许赎刑。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也收赎；其余皆不论罪。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者，虽有死罪，也不加刑。
后来，《贞观律》又对《永徽律》产生了巨大影响，《贞观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订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州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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