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九，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说：“使者常常不远万里出使外邦，有时往返需要一年甚至数年之久，就拿张弼来说，他出使西域，至今未归，朕实在怜悯，朕打算下令规定官员出使期间，其家庭所需粮、帛由朝廷供给，以解侍臣后顾之忧，你们觉得怎么样？”
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说：“陛下仁德，臣等替百官谢陛下。”
于是，李世民诏令：“自即日起，凡出使的官员其家庭开销由朝廷负责，已经出使但尚未回国的官员即日起其家庭开销也由朝廷负责，直到使臣归家。”
六月初十，祖孝孙等人当朝演奏新乐。
李世民听后，眉宇间透露出深思的神色，缓缓说道：“礼乐，究其本质，不过是圣人依据人们的情感需求而设立的一种教化工具。它虽能陶冶性情，引导风尚，但国家的兴盛或衰败，这样宏大的历史进程，难道真的能仅仅由这些礼乐来决定吗？朕对此持有疑虑。”
御史大夫杜淹闻言回应道：“陛下所言虽有其理，但微臣以为，礼乐之于国家兴衰，亦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北齐为例，当其将要灭亡之时，创作了《伴侣曲》，曲中哀婉之情溢于言表；陈朝末年，亦有《玉树后庭花》问世，其旋律凄楚缠绵，令人闻之动容。这两首乐曲，无不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民众的苦楚，以至于路人们听到后，无不心生悲伤，甚至落泪。由此可见，音乐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国家的兴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微臣以为，不能轻易地断言国家的兴衰与音乐无关。”
李世民摇了摇头，反驳道：“并非如此。音乐确实拥有触动人心的力量，使快乐的人在听闻时更加喜悦，忧伤的人在聆听时愈发悲痛。但这种悲伤或喜悦的情感，实则源自人们内心的感受，并非完全由音乐本身所诱发。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即将衰败，百姓生活困苦，内心愁苦不安，此时再听到音乐，自然会勾起他们更深的悲伤。如今，那《伴侣曲》与《玉树后庭花》虽仍存于世，朕若为你演奏，你又会因此而感到悲伤吗？恐怕不会，因为你的心境并未处于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右丞魏征这时插话道：“陛下所言极是，但微臣想补充的是，古人有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音乐的真正意义，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不仅仅局限于声音的美妙或乐器的演奏。”
十三日，早朝。
李世民手持隋炀帝的文集，对大臣们说道：“朕近日深入研读了隋炀帝的文集，惊讶于他的博学多才，文中不仅能看出他对尧舜治国之道的由衷欣赏，更有对桀纣暴政的深切厌恶。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在文字中展现出高尚情操与深远见识的君主，其言行举止为何会与现实中的尧舜之道背道而驰，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呢？”
杜如晦闻言，沉思片刻后，缓缓回答道：“陛下所言极是，这确实引人深思。世间之人，能言善道者众多，但能真正将所言之道理付诸实践者，却是寥寥无几。隋炀帝或许在理论上明白何为明君之道，但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却往往被个人的欲望与偏见所左右，难以做到知行合一。”
魏征进一步分析道：“为君之道，不仅在于个人的才学见识，更在于能否广纳贤言，从善如流。智者为其谋划，勇者为其征战，这是治理国家的基石。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哲君主，也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需要垂下帘幕来遮蔽自己的视听，以防被小人所蒙蔽。隋炀帝虽然才华横溢，却缺乏作为一位君主应有的度量与谦逊，听不进逆耳忠言，任由自己的私欲膨胀。因此，他虽口头上谈论着尧舜之道，实际上却像桀纣一样暴虐无道，这正是他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
李世民听后，深以为然，感叹道：“确实如此啊！历史总是充满了教训。想当年汉武帝虽然因不断征发劳役而导致户口减半，社会动荡，但他在中途能够幡然醒悟，改正错误，及时调整政策，因此还能够将皇位稳稳地传给子孙后代。反观隋炀帝，若他能早日醒悟，及时调整治国策略，也不至于落得个身首异处、国破家亡的下场。前事不远，吾辈当以为鉴，时刻警醒自己。朕与你们各位大臣都应该以此为戒，自我勉励。”
群臣皆击笏而赞。
“报！陛下大喜！”内侍闯入大殿急忙报喜。
“什么喜事？”李世民问。
“陛下，皇后生了，是个皇子！”
群臣得知皇后生下皇子，齐声道贺。李世民立即散朝，赶往后宫，并诏命赐给同日有婴儿降生的家庭粮食。李世民见到孩子十分喜爱，取名为李治，并由姬摠持负责帮长孙皇后教导。
长孙皇后对李治非常喜爱，特意赐给了李治一块玉，名为玉龙子。这块玉虽广不数寸，但温润精巧，原是李世民于晋阳宫所得，后送给了长孙皇后，因为李治的诞生令长孙皇后颇为高兴，于是长孙皇后将其送给了李治，后来这块玉被李治视为祥物，一直随身佩戴，李治即位后，规定此玉佩由后世皇帝代代相传。
李治诞生后，唐朝屡有祥瑞，各地官员纷纷上表称贺。
李世民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近来，朕听闻朝野内外，议论之声不绝于耳，众人皆以天降祥瑞为吉兆，视为国家昌盛、帝王圣明的象征，故而纷纷呈上贺表，以示庆贺。然而，朕心中却有所疑虑，对此类祥瑞之说，持有不同见解。”
他微微一顿，继续说道：“朕以为，国之兴衰，民之安危，方为衡量帝王功绩之真正标尺。唯有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户户富足，人人美满，方为上策，此乃真正之吉兆。若苍穹虽未展露吉象，而百姓生活安乐，国家繁荣昌盛，此等盛世，亦可比肩古之尧舜之治。反观之，若百姓生活困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加之夷狄外族频扰中原，边疆不宁，即便街头巷尾芝草遍地，苑囿之中凤凰来栖，又有何益？此等朝代，与夏桀、商纣之世又有何异？”
说到这里，李世民不禁想起了历史上的种种往事，他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朕曾闻，后赵石勒称帝之时，为造祥瑞之景，竟有郡县小吏不惜点燃连理木，烹煮白雉肉，以取悦上意。试问，此举岂能让石勒成为一代明君？又如隋文帝，对祥瑞之兆情有独钟，竟命秘书监王劭身着异服，头戴奇帽，于朝堂之上洗手焚香，闭目诵经，念那《皇隋感瑞经》。昔日朕观此等行径，只觉其荒诞不经，甚为可笑。”
说到这里，李世民的目光变得坚定而果决：“为君者，当以治理天下为己任，以民为本，务求实效，方能赢得百姓之真心拥戴。尧舜在位之时，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无论何事，百姓皆愿听从其令，此乃真正之祥瑞也。因此，朕决定，自今日起，对于麒麟、凤凰、龟、龙等大的祥瑞，依旧按照旧例上表奏报；对于其他祥瑞，应奏报者，只需简要说明祥瑞之名称及出现之地点，不得以浮夸之辞妄加虚饰，以求真实；至于其余祥瑞，若无特别之处，无需上报朝廷，以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徒增百姓负担。”
有一次，一只白鹊在寝宫的槐树上筑起了巢穴，巢穴形状奇特，宛如腰鼓，左右侍从见状，皆面露喜色，纷纷上前称贺，认为此乃天降祥瑞，预示着国家将有大吉之事发生。
然而，李世民却淡然一笑，说道：“朕常笑隋炀帝过分迷信祥瑞之兆，以为奇珍异兽、异象奇景便是国家昌盛的征兆。殊不知，真正的祥瑞，乃是得遇贤才，有贤臣辅佐，国家方能长治久安。这等小事，何足挂齿，更不值得庆贺。”
言罢，李世民当即下令，命人毁掉白鹊的巢穴，并将其放归至野外，让其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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